清朝的手工业

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业是鸦片战争以前最主要的手工业。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的统治时期，作为农村副业的绩麻、纺线、养蚕、织布、缫丝都有了普遍的推广。原来以缫丝织布知名的江南、四川、福建、山东、湖广等地的家庭手工业此时更加发达。与明代一样，湖州的丝和松江布都是“衣被天下”，甚至还销行到国外。陕西、江西和贵州等省，在雍正、乾隆年间缫丝、织布也兴旺起来。用柞丝织绸的技术在乾隆时由山东传入贵州，织成的“茧绸”，闻名全国⑤。在少数民族地区，维族、蒙族的毛毯，苗族的苎布、皮布、土花布、洞锦，僮族的僮锦，当时都是极精美的产品。

除去缫丝织布以外，作为农村副业的藤器、竹器、柳条器、造纸、陶器、制糖、制茶等家庭手工业，也都相应地发展起来了。

这时，在全国的各大小城市和市镇之中，普遍存在着磨坊、油坊、酒坊、机坊、纸坊、酱坊、弹棉花房、糖坊、木作、铜作、铁作、漆作等大小的手工业作坊。在这些手工作坊之内制成了各种生产用具、食品、器皿、衣饰、书籍、文玩以及特种手工艺的产品和加工品。至于北京的景泰蓝、雕漆、镂金、骨雕、木雕、象牙雕刻、绢花；南京的刻书、包头绢、药材、毡货、库缎；苏州的刺绣、纱绸、织金缎、细木器、小铜器；杭州的杭扇、杭线、杭粉、杭烟、杭剪①；广东的漆、纱、缎、烟、锡；福建的茶，安徽的墨，江西的瓷器，四川的锦缎，贵阳的皮制品，昆明的铜制品，大理的大理石制品， 新疆的玉石制品，都是清朝有名的产品。当然，这些产品也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

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原来已有相当发展的杭州、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纺织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的铸铁业、四川的煮盐业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还在更多的手工业地区出现了更多的手工业部门。如南京、广州和佛山的丝织业，福州、佛山的棉纺织业，福建、台湾和四川内江的制糖业，福建、云南的制茶业，新疆、云贵、两广等地的铜、铁、铅矿采冶业。这些手工业产品一部分是出于农村家庭副业；另一部分是出自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

南京、佛山、广州等地丝织业的发展，已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苏、杭二州。乾隆时，南京全城的织机有三万台，每台织机由一百三十二种零件构成，所牵的经线到九千多根，个别的到一万七千根②。

雍正时从杭州迁来广州北部的丝织业行业，到嘉庆、道光年间发展到织工四五万人①，所产的纱缎“甲于天下”，号称为“全陵、苏、杭皆不及”

②。

苏州和佛山棉染织业的盛况也不减于松江。康熙时，苏州的踹布工匠有七八千人，到了雍正八年（1730 年）已增至一万九千余人，他们分别在四百五十家踏布坊中从事踏布的工作③。嘉庆、道光时，佛山镇的棉织业除去有不少农民从事家庭手工副业之外，还有很多织棉布的作坊。

制糖、制茶、制烟业比以前也更加发达了，康熙中叶，台湾各糖厂年产蔗糖二三十万石④，福建瓯宁一地就有上千的制茶作坊或工场，“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⑤。云南普洱所属的六茶山，雍正时已名重于天下，人山采茶制茶者很多⑥，至于制烟，更是山、陕、福建各地习见的手工业。云南铜矿的大量开采是雍乾时期的新现象。乾隆时，全省先后发现矿苗

八十二处，开办铜厂三百余处，其中一部分是官督商办的大厂，另一部分则是私营的小厂，“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⑦。乾隆五年至嘉庆十六年间（1740—1811 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曾几度达到一千四五百万斤⑧。此外，广东、四川、陕西、湖南等地炼铁的土炉，每天能产生铁一千五百斤到三千五百斤，最多时每炉每天产主铁六千斤。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清代的手工业生产水平已超过了明代，手工业生产率比以前相对地提高了，商品的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但是清代的手工业生产主要仍是小商品生产，一般的生产技术、产量和规模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农村占重要地位的是与农业紧密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在城市则几乎还都是行会的手工业。

在农村，由于封建剥削很重，一个从事织布缫丝的农民，除去纳租交税和偿债之外，在出售产品时又要遭受商业资本的盘剥和“把头”、“白赖” 的勒索，剩余不多①，只能勉强维持单纯的再生产，没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在城市，每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都有行会，甚至当时最进步的手工业，如南京、苏州、杭州、广州、佛山等地的丝织业也都有行会存在。行会是在政府直接控制下的组织，行会的成员要向政府服役纳税。“行市”由政府规定， 不得任意增减，“行规”也要经政府的认可，在祭神祠前“勒石永遵”。清朝政府是保护作坊主和大商人的利益的，真正受剥削的是贫苦的手工业者和被雇佣的手工业工人。行会限制学徒与雇工的人数，限制随意增减商品价格， 限制新业主的产生，更主要是压制雇工不准他们成立自己的行会，压制雇工不准他们发动“齐行”叫歇的斗争。行会的存在，严格阻碍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