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封建文化的日益没落经学考据与子书研究

从曾国藩提出保卫“名教”抵制农民革命以后，经过整个十九世纪后期， 封建文化的反动性质更加显著，封建学术也更萎靡不振。顽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绝学习外国一切事物。洋务派官僚如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都是封建正统文化的坚持者。这时期程朱理学恢复了统治。经学继承了汉学派的余绪而更偏重于细碎繁琐的研究。其中礼学号称最有成绩，特别是孙诒让①的《周礼正义》。这部著作被称为《朴学殿军》。作者费尽二十年心力去“博稽群家”，严辨汉儒家法，但他不敢丝毫怀疑《周礼》本身的可靠性。清代考据学派把唐以后学者已经不很讲求的古代礼书捧出来，并高抬其身价。他们把研究引导到两千年名物（宫室、衣物、饮食）、制度（井田、赋役、军制）和繁文缛节（《仪礼》的冠、昏、丧、祭）的争论中去。一般经学研究也就限于训诂上细碎的发明。较有名的如俞樾②的《群经平议》只是墨守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成法。这些朴学家力求“以经说经”， 一般都过信经文，对材料也不可能进行真正严格的审查。这时期子书方面研究，成绩较大。经学考据既难于超轶乾嘉时代，更多朴学家的目光转向诸子书。太平天国革命后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来，这也给他们提供有利的条件。但子书研究成绩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训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后语》，以及湖南顽固派学者王先谦③的《荀子集解》。荀学比在乾隆时代初被提倡时占着更有影响的地位。顽固士绅宣称荀学比孟学更“醇正”，因为孟子书中还有“民贵君轻”之类的说法，可以被人利用来鼓吹革命。绍兴文人李慈铭①本来自署“孟学斋”，后来竟改署“荀学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