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东林党人反宦官的斗争

万历时,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集团。另一些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受排斥的。他们看到当时政治日趋腐败, 必将导致明朝的覆亡,为了改良政治,缓和阶级矛盾,也形成一个政治的力量,和大地主集团展开了斗争,这个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被当时的大地主集团及其党羽称为东林党人。

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东林书院讲学。顾宪成认为:“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 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因此他们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一部分在职官吏如李三才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就是以此而得名的。

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崑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因相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崑党首领顾天峻是崑山人,其他各党皆各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之中,以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本身就是当权派的人物。

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又先后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疏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东林党和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

顺天人李三才,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并巡抚凤阳,作官颇有政迹。他曾先后多次上疏反对矿监、税监,指出矿监、税监的出使是由于神宗的“溺志货财”。他警戒神宗要罢撤征商,否则“一旦众畔土崩”,“即黄金盈箱, 明珠填屋,谁为守之”。李三才的呼吁得到东林党人的支持,顾宪成等欲造成舆论,推荐他入阁为相,但立即遭到各党派的攻击。李三才入阁的事件, 也成为当时党争的中心。

在党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他们这些主张基本上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他们的斗争也发生了一些作用。在东林党的反对下, 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又如神宗欲赐福王四百万亩土地,东林党人激烈反对,结果只给了一半。但是在很多问题上, 东林党人的反对是无效的,东林党反对征商,明统治者一直没有停止过征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崑、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崑各党中的一部人结成联盟,被东林称为“阉党”。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不仅如此,魏忠贤还“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内阁首辅顾秉谦“曲奉忠贤,若奴役然”。他们排斥异己、专权擅政,荼毒人民,无恶而不为。当时京城内外,都遍布魏忠贤的暗探,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被暗探听到,就立刻惨遭捕杀。

东林党人杨涟因为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卫堤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都被捕来京,囚禁狱中,受酷刑而死。但是这些人都能视死如归,坚持与阉党作斗争。天启六年(1626 年),魏忠贤派遣缇骑至苏州搜捕周顺昌,苏州居民极为愤慨,聚众达数万人,群趋殴打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巡抚报告“吴人尽反”,并逮捕了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扬、马杰等五人,五人遇难壮烈牺牲。这一事件说明,东林党人反宦官的正义行动,得到当时城市居民普遍的支持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