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政府七千顷土地，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①，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②。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宫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④。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仁宗延祐二年（1315 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 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 年）、英宗（1321

—1323 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 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 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这时，国家军

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①。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 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钥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②，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③。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 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

（1337 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 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 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 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 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

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