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随着清初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茅也在缓慢的发展。这表现在某些手工业生产中包买商的活动比明代更加活跃，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手工工场比明代更加增多，它们主要出现在江南和广东地区。

包买商通过借贷、预付原料、供应织机等等方式控制小生产者。乾隆时， 广东的糖商，“春以蔗本分与种蔗之农，冬而收其糖利，开糖坊者多以是致富”①。又如“赣州各邑皆业苎，闽贾于二月时放苎钱，夏秋收苎，归而造布”②，这是商人采取借贷的形式，使一部分蔗农和苎农为他工作，受他资本的控制。嘉庆时，在广东的佛山镇，“织造棉布的老板和纺工之间，通常总是由老板供给纺工棉花二斤，收回棉纱一斤”①。在苏州的震泽镇，也有很多农民或络工“取丝于行（牙行），代纺而受其值”②。这里的牙行商人已经不仅是介绍买卖，而是把原料交给络工加工，实际上络工已成为他们的雇佣工人了。在南京和苏州的丝织业中，又出现了由大商人开设的“账房”。账房最早开设在康熙年间，是清代丝织业中出现的最进步的经营形式。账房都拥有大量的资本、原料和织机，并把织机原料分给很多小机户，机户将原料送往染坊染色，又将它交与络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归账房批售。在这里， 账房已成为组织机户的“大包买商”③。苏州的账房除去把织机分发机户外， “还自行设机督织”④。账房直接设机坊雇佣工人，他已经是大包买商兼作坊主或工场主的身分了。

在苏州及其周围各市镇，每当清晨，还有大批的织工群聚在桥头待雇。苏州的花缎工聚于花桥，素缎工聚于白蚬桥，纱缎工聚于广化寺桥，锦缎工聚于金狮子桥。吴江黄溪的织工则聚于长春、泰安二桥，他们都是不领织机

自织，而是为账房或机户雇佣的临时工人⑤。

除丝织业外，其他手工业部门，如棉染织业、造纸业、铸铁业、制糖业、陶瓷业的一部分手工作坊或工场中，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乾隆时， 苏州共有三十三家染纸的作坊，雇工共有八百余人，平均每个作坊有二十四五人。作坊内部的分工极为细致，共有刷、托、洒、推、梅、插、拖、表等八种工序，并有拖胶匠、刀纸匠、粘补打杂匠人等分工。雇工与坊主的关系是“按日按工给发”货币工资的雇佣关系，一般每人每日的工银是二分四厘， 刷纸六百张为一工，如果有力多作，按件计算，可增至四分五厘①。这些雇工是短工，与主人“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如不积欠工银，也可以辞工不做。这已经是城市中比较典型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工场了。

但是就在这些手工工场之中，雇佣工人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和行会的束缚，根据当时染纸作坊的行会章程中可看出：第一，坊内没有监督工人的把头匠作。第二，由官府和作坊主共同议定工价，纸工不得随意叫歇加增，如欲加增，照把持行市、以贱为贵律杖八十。第三，清朝政府设“坊甲”稽查各坊，弹压纸工，禁纸工不得夜出，违者也重杖递籍。第四，除去雇佣关系外，作坊内还有收学徒的制皮，除去货币关系外，坊主还负担纸工的饭食，并有茶点银。这都说明了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染纸手工工场， 也还有极浓厚的封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