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

西藏地区在明代称为乌斯藏，藏人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主要的是农业生活，农产品有小麦、荞麦、青稞等。藏族的上层喇嘛和各地的部落首领构成了封建领主阶级，拥有大量的田庄、财富和奴婢，而广大农民则都是封建领主的农奴，受到封建领主残酷的剥削。

洪武时，明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又委派藏族的上层僧侣充任宣慰使、宣抚使和安抚使等官职，赐给他们印信，通过他们向所属藏人征收赋税。当时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噶当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盆布派（黑教）等，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而以噶举派帕木竹巴法王的权力为最大。明朝在帕木竹巴设万户府，并封帕木竹巴法王为“国师”①。以后每一代的帕木竹巴法王都由明朝政府策封为阐化王。这些事实说明西藏与明朝政府始终保持着隶属关系。

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祖师宗喀巴（1357—1419 年）出生于青海西宁地区，于洪武五年（1372 年）到西藏求佛法。他在西藏进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黄教。黄教在明中叶后势力日大，信仰的人也愈来愈多。宗喀巴有很多弟子，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弟子，即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他们世世转生， 叫“呼毕勒汗”。

宗喀巴弟子释迦也失曾于永乐、宣德时两度来到北京，明朝封他为“大慈法王”。万历时，三世达赖锁南坚错长期居留在西宁等地，使喇嘛教黄教在蒙古得到广泛的传播。达赖与蒙古俺达汗十分友好，与明朝的大学士张居正也有书信往还，他在调处蒙古俺达汗与明朝皇帝之间的关系方面，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在明代，各派的喇嘛僧侣都来北京朝贡。据礼部统计，宣德正统年间每年有三四十人，景泰时增加十倍，天顺间增加百倍①。当明中叶，北京新建

的佛寺达百余所，喇嘛僧侣有数千人，汉人也有信奉喇嘛教的②，明武宗即通晓藏语。明神宗万历间，帕木竹巴法王在西藏的地位已日益动摇，而噶马噶举的势力日大，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推翻了帕木竹巴法王的统治。噶马噶举的第二世祖师哈立麻于永乐初也曾来南京，被封为大宝法王。此后噶马法王又屡次派人来北京。神宗派宦官杨英册封该派法王时所立的碑还保存在西藏大招寺院里③。

从永乐五年（1407 年）至十二年（1414 年）间，明朝政府与阐化王合作修通了从雅州到乌斯藏的驿路，除去以前由甘肃到乌斯藏的旧有道路外，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捷径④。从此，西藏地方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明朝在四川、甘肃等地设茶马互市与藏人贸易，但这种互市只限于宫府， 私人贸易是严格禁止的。尽管如此，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始终不断。藏人经常以马匹、氆氇等物来内地换取盐、茶叶和布匹，四川的许多“番” 人也“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⑤，当时雅安和打箭炉等地，已成为藏汉人民互市的场所。甚至有的人还越山涉水，深入藏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⑥。

崇祯十四年（1641 年），格鲁派首领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借青海蒙古部固始汗的兵力，推翻了噶马噶举在西藏的统治，从此黄教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并且得到青海、蒙古各地喇嘛僧侣的支持。崇祯十五年（1642 年）， 达赖五世又和班禅四世联名派遣使节到沈阳去见清太宗皇太极，西藏与清朝政府也开始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