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文学也发生一些变化。龚自珍和魏源都反对当时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风气。桐城派从康熙末年方苞（号望溪）、刘大櫆（号海峰）开始。他们诵法宋朝曾巩和明朝归有光的文章，自称深得古文义法。他们讲宋儒理学，以孔、孟、韩、欧、程、朱的“道统”自任。他们祖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一语，自诩文道合一，和汉学派（乾嘉时代的考据派）对立。考据家钱大昕讥笑桐城派说：“方氏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本，⋯⋯法且不知，义更何有。”⑥刘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传）力诋汉学派“破碎”。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论，以“阴阳刚柔”分别文体，认为只有“圣人”（如孔、孟）能够兼统阴阳二气，诸子以下的文章无有不偏于刚或柔者，但阳刚阴柔各有其美，如“曾、欧之文皆偏于柔之美”⑦。至于所谓义法，就是“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他主张文章要摹仿古人，认为应先学

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声、色”，最后“御其精者（即神、理、气、味）而遗（弃）其粗者”。桐城派所摹仿的主要是韩（愈）文。姚鼐认为韩文本身也就是摹拟，不过“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

①。他又认为扬雄、柳宗元也是摹仿古人，虽然“形貌过似”，但仍是好文章。可见桐城派所谓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学。这种步趋唐宋、排斥创造的文章理论，当然不能为当时思想活泼的知识分子所接受。龚、魏就提出学习先秦诸子，来抵制韩、欧，自己所写文章也想极力摆脱唐宋文体的束缚。龚、魏的文章见解，遭到时人的侧目。道、咸年间时人已有“天下文章尽归桐城”之说。曾国藩更极力提倡桐城派。同、光时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摹仿的实际上已经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到了清末报章逐渐发达，龚、魏纵横捭阖的文体，便于议论文字的使用，渐受一般人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