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朝的民族关系

一、北方、西北、西南各族及其与内地的联系蒙古族

元亡以后，少数的蒙古贵族被迫退回蒙古草原，大多数的蒙古人仍然居留于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云南等地，他们已从事农业生产，与汉人没有什么区别。明人丘浚指出：“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 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

①。但是原来住在蒙古地区的部落，这时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在这些部落中，封建主拥有世袭的牧地和大量的牲畜，用劳役地租的形式剥削广大的牧民——阿拉特。同时封建主之间为了争夺牧地或掠夺牲畜而经常发生战争，残酷的剥削和频繁的战争使得牧区的生产继续调敝，牧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在明朝，游牧于蒙古地区的鞑靼、瓦剌各部长期处在分裂割据的局面。

英宗正统时，过着半牧半猎生活的较落后的瓦刺部，势力日益强大。瓦剌部长脱欢和他的儿子也先曾经一度统一了蒙古。由于封建主间的内讧，蒙古各部不久又重新走向分裂。孝宗弘治时，鞑靼部的达延汗（《明史》称“小王子”）再度统一了蒙古，但在达延汗死后，各封建主之间又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直到达延汗孙俺达汗时，蒙古封建主的混战才暂告结束。

鞑靼、瓦剌各部的统治者与明朝政府之间也长期处在对立的地位。洪武、永乐时，明朝政府为了解除蒙占在北方的威胁，曾多次出兵漠北，先后击败了元朝后裔脱古思帖木儿、鞑靼部的本雅失里、阿鲁台和瓦刺马哈木的兵力。正统以后，明朝的政治日趋腐败，瓦刺和鞑靼又相继兴起。正统时的也先， 景泰、天顺时的孛来、毛里孩、阿罗出，弘治、正德时的达延汗，嘉靖时的俺达汗，都经常率兵侵入明边，“散掠内地”。蒙古的骑兵在宣、大、延绥等地，到处抢掠物资，杀掳居民，严重破坏了北方的生产①。

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蒙古的侵扰，“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最初在北方设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以后又增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加上固原和山西的偏关，叫作“九边”②，皆布有重兵。明朝政府又积极在沿边修缮长城。成化九年（1473 年）， 巡抚余子俊请筑偏西一段长城，在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长达一千七百七十里的地区，“凿崖筑墙”，“连比不绝”，又“每二三里置敌台、崖訾备巡警”③。嘉靖三十年（1551 年），兵部命令督修宣大、蓟东各地的边墙， 以后隆庆、万历间，经张居正、戚继光等人的筹划，又在蓟镇边垣二千里地区，增筑了“空心敌台”。这些历史遗迹，至今还完整保留下来。

频繁的战争，当然要破坏蒙、汉两族正常的经济关系，但也没有完全遮断蒙、汉两族的往来。有很多蒙古人为生活所迫，他们还是突破当时的军事的封锁线不断向内地迁徙。正统时，仅居留在北京一地的“达官”和“达兵”， 不算其家属，就有一万人之多④。也有很多汉人因为逃避赋税，或经营商业， 大量流入蒙古。还有些汉人为蒙古封建主所掳掠而留在蒙古。嘉靖时，在蒙古古丰州一地就居住有汉族人口数万人。进入内地的蒙古人大抵都学会了农耕，过着定居的生活，流入蒙古的汉人大都“居屋佃作，号曰板升（百姓）”

①。居住在青海西宁地区的“达民”，也大半占有一小块土地，从事耕作，

并定期向明朝政府缴纳夏税和秋粮②。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蒙古部落，每当朝贡之期，往往把贡市所得的彩帛，向内地的汉人换取铁器和耕牛③。这一切说明了在汉人的影响下，有更多的蒙古人开始了农业定居的生活。

蒙古地区与内地的商业关系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明代后期，商业关系更加频繁。汉族商人常常携带着铁锅、茶叶、绸缎、布帛等日用品，偷越关防， 换取蒙古人的马匹、牛羊、皮毛和马尾。由于蒙古草原在经济上与内地有着紧密的倚赖关系，也由于明朝在隆庆、万历时防御力量的加强，蒙古封建主看到了发动掠夺战争反不如与明朝通好贸易列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俺达汗在隆庆五年（1571 年）即与明朝言和，明朝封他为顺义王，并册封蒙古封建主以都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号④。明朝又在沿边各地开马市与蒙古贸易。在万全等地开市之日，除去茶马互市外，市集上“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⑤，商业极为繁盛。在俺达汗晚年和他的妻子三娘子统治的三十年中，蒙、汉两族一直维持着这种友好的关系。

神宗万历九年（1581 年），俺达汗和三娘子在古丰州地方修建了呼和浩特城（蒙古语青色的城），明朝政府命名为“归化”，有很多蒙古族、汉族在这里从事畜牧业、农业、园艺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呼和浩特很快便发展成为蒙古地区和内地贸易的商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