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明朝中叶，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的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是正统时赣浙闽山区的农民起义，成化时郧阳山区的农民起义和正德时从河北平原发动的农民起义。

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一向是南方土地兼并最激烈、封建剥削最残酷的地方，许多农民不堪封建压迫，流亡到山区耕种或采矿为生。正统时，福建布政使宋彰为了贿赂宦官王振，对福建人民横征矿税，又禁止流民人山私开银矿，并多次派巡卒入山镇压。正统十二年（1447 年），闽浙山区的流民在叶宗留的领导下于浙江庆元、福建政和等地举行起义，四周的农民纷纷响应。这支农民军从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地区转战各地，声势日强。

正统十三年（1448 年），福建沙县佃农邓茂七，号召当地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而要地主亲自来佃农家取租；并不许地主再向佃农勒索“冬牲” 等物。地主告知官府，官府派巡检等前来逮捕，茂七杀地主和巡检，他的正义行动得到各地佃农的拥护，大家推举茂七为领袖，茂七称“铲平王”，在沙县举起反抗的旗帜①。这支起义军不久就攻占了沙县、尤县，进攻延平， 并提出了“进京诛王振”的口号。他们与叶宗留的军队彼此呼应，声势和规模更加壮大。同年，明朝政府派人诱降，遭到邓茂七的拒绝。明朝以陈您为镇南将军，宦官曹吉祥督神机炮，从南京发兵“进剿”。陈懋兵到浙闽交界

处，叶宗留军扮作农夫模样，将兵器插埋稻田中，唱山歌诱明军人山，明军中伏大败②。在叶宗留军的掩护下，邓茂七又连续攻下福建二十余州县，设官建政。

正统十四年（1449 年），邓茂七、叶宗留两人都先后战死，他们的部众仍坚持顽抗，直到景泰二年（1451 年），叶宗留的部下陶得二还继续在山区进行斗争①。

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不到二十年，郧阳地区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郧阳地处河南、陕西、四川、湖广四省交界之处，是一个未开垦的山区。长期以来，许多农民流亡在这里垦荒、采矿为生，聚集的流民达一百五十万以上②。英宗天顺八年（1464 年），刘通（刘千斤）和石龙（石和尚）、刘长子等人，因为反对禁山，领导流民四万余人在房县海溪寺起义③。成化二年（1466 年），农民军从房县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 受到明军的围攻而失败。成化六年（1470 年），流民又在刘通部下李原的领导下，再度起来反抗。起义军迅速地控制了整个荆襄地区，起义群众达百余万人，许多人没有武器，只凭赤手空拳。明政府调动二十五万军队，并携有大量的攻山火炮，对起义军节节追逼，深入山区镇压。李原等坚持斗争，终因山洪暴发被擒牺牲。在镇压郧阳起义的过程中，明朝政府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大肆杀戮，“死者枕籍山谷”，还把一部分流民迁往贵州充军，途中“多疫死，弃尸江浒”④，但许多农民仍然不愿出山。最后明朝政府不得不开设郧阳府并竹溪等七县，允许农民附籍耕种。经过农民的开发，郧阳地区有无数的荒地变为良田沃土。据不完全统计，仅成化十三年（1477 年）即垦田达一万四千三百余顷⑤。

郧阳农民起义以后，又爆发了福建佃农丘隆领导的起义和广西大藤峡瑶、僮的起义。到了正德时期，四川、湖广、江西、福建以至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起义，其中较大的是刘六、刘七的起义。

刘六、刘七的起义爆发于北京附近的霸州，霸州庄田交错，军屯密布， 贫苦的农民和屯军在勋戚、宦官，管庄军校的剥削和政府的各种特殊差役的压榨下，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很多失掉土地的农民经常在乎原上骑马出没， 劫富济贫，明朝统治阶级噬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管理皇庄的宦官军校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残酷。五年（1510 年）十月，以刘六、刘七为首等三十四人，在霸州号召起义，不出几月，农民军发展到十余万。起义者主要是流民、饥民、“响马”和屯军，也有个别知识分子如文安县的生员赵鐩等。农民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刘六、刘七领导，另一支由赵鐩、刘惠领导， 他们以流动作战的方式，转战于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八省地区，与江西、四川的起义势相连结。《明实录》记载农民军在北方“所过乡落，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掖矢石，为乡导以攻州县”。又记载“凡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甚至“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

①。农民军所过之处，对地主豪绅予以很大的打击。过泌阳时，即火焚焦芳的庄宅，把焦芳的衣冠放置树上，砍之以解恨②。正德六年（1511 年），农民军又先后四次进逼北京。为了打退农民军的进攻，明武宗不仅调集了京营的军队，而且把延绥宣大的边兵也调来北京。北京解围以后，明朝政府又在各地对农民军进行堵击追剿，刘六、刘七先后战死，农民军终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