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对立宗派的论战

革命派在 1905 到 1906 年对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在当时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康、梁等立宪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触愈多，就愈害怕下层群众起来冲击旧社会秩序。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办的《新民丛报》，大力鼓吹“开明专制”，以抵制民主革命思潮。当时国内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分清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思想界限。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一度也把康、梁等保皇党和孙中山革命派看作同样的危险分子。1904 年 5 月军机处下令把《新民丛报》和革命书报一体查禁。这样，改良派的宣传就更容易起着迷惑舆论破坏革命的作用。

1906 年，同盟会在《民报》第三号的号外上，列举十二个问题，指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根本分歧，其中要点是：“《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此后一年多中，双方的争论集中于（1）要不要革命，

（2）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和（3）要不要改变土地所有制这三个问题上。首先，改良派宣传，革命要引起“暴动”、“内乱”，要招致外国的干

涉和“瓜分”，因此要“爱国”就不应革命。革命派驳斥说，清政府不断出卖土地和利权，要爱国就必须推翻清政府，而立宪派所爱的“国”实际上就是这个“洋奴”政府。革命派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他们进步之处，但没有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希望避免“群众暴动”，希望“有秩序”地进行革命，希望依靠单纯的军事暴动迅速推翻清政府了事，这种幻想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清楚表现。

其次，改良派诬蔑中国人民没有行使共和国公民的政治权利的能力，连实施君主立宪一时都谈不到，还要经过十年以上的“开明专制”。革命派以美、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证明，不革命就连立宪也得不到，同时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说”驳斥改良派反对共和的谬论。指出“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出路。革命派除了搬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 这些口号而外，并没有可以对于广大下层群众发生实际影响的理论武器，因而对自己所提出的“民权”“民主”不能赋予应有的群众性内容。但是他们能够指出人民群众解脱专制压迫之后就有能力实行民主政治，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观点。章炳麟在《民报》第四号上以犀利的笔锋驳斥康、梁的论点。他说：“夫谓国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者，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圣明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这成为一时传诵的警句。

最后，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宣称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可剥夺的、“正义”的权利，“土地国有”是危及“国本”，并且表示对革命派所提出的其

他问题还可以商量，这个问题丝毫不能让步。这种露骨的反动主张说明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与地主阶级的密切联系。革命派从“土地为生产要素”、“本不当有私有者”①指出地主占有土地的不合理性质。他们从地主垄断土地、农民反而沦为佃农指出“地权失平”，从生产者遭受“徒手坐食”的“地主强权”压迫指出“人权失平”。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把自身对于劳动群众的热烈同情和法律理论结合，从而提出“贫民革命”的法理根据，给改良派以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这两年的论战中，革命派以小资产阶级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观点战胜了立宪派的反动理论，推动了思想潮流的进步。但是在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要不要依靠农民群众进行革命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革命派在论战中采取犹豫回避的态度，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也就不可能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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