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传布及其被禁止

请朝政府定都北京以后，居留北京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如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仍然得到请朝皇帝的信任，授以官职，命他们掌管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汤若望等人采用了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承认中国的天主教徒得崇拜孔子和祖先，因此天主教也得以在各地传播。康熙初年，国内有二十八个城市都设有天主堂③，共有教徒达十万余人。

中国人民和一部分士大夫对天主教传教士一向抱着怀疑的态度。康熙时，新安人杨光先编写了《辟邪论》和《不得已》两部书，指出天主教在北京和各省建立教堂，暗自送往迎来，遍布党羽，呼朋引类，煽惑人民，又把十二省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尽皆编成图籍，这都是中国极大的隐患。他还以为传教士帮助殖民主义者图日本、取吕宋的行动，更值得中国引为鉴戒。杨光先对传教土的阴谋的揭露，使清朝政府对这些人不得不存在一定的警惕。但杨光先反对西方较进步的历法，他在汤若望被罢斥后任钦天监监正， 却以推算历法不验而失败①。

康熙曾利用传教士南怀仁（比利时人）、白晋（法兰西人）等人替清朝政府编修历书、制造火炮，绘制地图，都取得了一些成绩。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在庚熙亲笔删改的传教士德理格、马国贤上教化王（即教皇）书中， 即指出为了报答皇帝的恩宠，希望教化王能派更多精通天文、律吕、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传教士来中国效力②。这都说明康熙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他对传教士的活动监视极严，只准许他们在中国自行其

教，而不得在各省“开堂”传教。

康熙末年，清朝政府对西方传教士在各省传教的限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方面由于清朝政府已看出他们的活动危害了清朝的统治，而当时新来的一批传教士又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下，上书教化工，认为以前准许中国教徒祭天、祭孔子、祭祖先为不合法，耶稣会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方法必须改变， 教化王把这件事作为一项禁令，向在中国的传教士颁布，这更引起康熙的不满，于是再度下偷严禁教士传教。雍正时，请朝政府规定除留京效力的传教士之外，其余各省教士俱安置澳门，令其附舶回国③。乾隆时，“西洋人私赴各处传教者日益众”，他们在各地“绘图测镜，消息潜通”，甚至与地方官勾结，鱼肉人民④。乾隆五十年（1785 年）、嘉庆十六年（1811 年），清朝政府又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⑤，直到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企图以传教为名在中国进行各种间谍活动，也始终不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