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及其治学的成绩

到了乾嘉时期，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定了，考据之风大盛，并且已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由于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也迫使一部分学者不得不在

古书中寻章摘句。提倡考据，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是有利的。考据的对象以经书为主，由于要通经，又不得不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甚至地理金石， 天算乐历，校勘辑佚，再用这些来解经治史，于是各种学问都走向了考据的道路。

当时考据学者主要分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1697—1758 年）为代表。惠栋，苏州元和人，著有《古文尚书考》、《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

《九经古义》务在恢复汉人讲经的说法。惠栋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等，在治经方面也颇有成就。吴派的缺点是对汉人解经达到迷信程度。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戴震著有《声韵考》、《声类表》、《考工记图》等书。《声韵考》专讲反切、韵书、四声，戴派以后即着重文字音韵和校勘训诂。戴门弟子段玉裁（1735—1815 年）所撰《说文解字注》，被称为“千七百年来无此作”， 在文字学方面获得的成就较大①。另一弟子王念孙（1744—1832 年）撰有《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也是乾嘉时期有关训沽、校勘的代表作。可见皖派的成绩要超过吴派。

乾嘉时期知名的考据学者共有六十余人，除以上所举诸人外，江永的声韵学，王引之的训诂学，王批、毕阮的金石考订，钱大昕、王鸣盛的史籍整理，皆能名称一时。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卢文弨的《群书拾补》，都是第一流的著作。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乾嘉考据学派在文禁森严的形势下，终日只在书本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但是他们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却有一定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