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赏必罚

赏罚，历来是统治者非常重视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 只要有统御和被统御关系存在，这一谋略就有它的实际意义，《孙子兵法》开篇就在“五事”、“七计”中提出“赏罚孰明”的问题，可见孙武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晋文公问狐偃说，他给士卒和百姓很多好处，如缓刑罚、补不足等，不知能不能使军队勇于作战。狐偃明确地说：不足为战。晋文公又问：“然则何如足以战乎？”狐偃回答说： “信赏必罚，其足以战。”即该赏者一定赏，该罚者一定罚。后来，晋文公依狐偃之言，执法严明，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信赏必罚” 就出自此处。信，即言而有信，信赏必罚，是古今兵家极端重视的统御谋略之一。“若法令不行，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吴子兵法·治兵第三》）吴子把“信赏必罚”看作对敌作战、欲求制胜的首要条件之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能达此，胜之主也。”

（《吴子乓法·治乓第三》）《三略·上略》中说：“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六韬·文韬·赏罚》云：“凡用赏者贵信，用罚

者贵必。”“当赏不赏，是为沮善；当罚不罚，是为养奸。”（军事科学院

《中国古代兵法选辑》第 287 页）就是说，该赏的坚决赏，该罚的必须罚。既已制定并公布了军法军令，该执行的就必须贯彻执行，决不能法而不信， 令而不行。如果有一次不严行赏罚，失信于全军，则一切军法军令都难于继续执行。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失败后，不仅挥泪斩了失街亭的马谡，重赏有功的王平，而且还引咎自责，上疏刘禅请自贬三等。这是“信赏必罚”的典型例证，也是蜀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说，诸葛亮对“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域之内， 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蜀志》卷 5 第 21 页）所以，诸葛亮死后，连受过他惩治的人也悲痛涕零。

“信赏必罚”作为一种统御手段，应有一定的“度”。“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神机制敌大白阴经》卷二）掌握好赏罚的标准，才能运用好赏罚两种手段治军、治国。

历史上一些将帅出于统治阶级的本性，滥杀士卒，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如《尉缭子·兵令下》说的：“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 其下杀其十一。”这种不拿士卒当人，主张杀戮士卒越多越好的主张，是和一切进步军队的性质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