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民而王

语出《孟子·梁惠王上》。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列国已全面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引起意识形态的变更。地主阶级开始把人民地位、民心向背看成是自身统治是否稳定牢固的关键。《左传》在记叙史事时，曾多次反映出“民惟邦本”的思想。孟子更明确地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希望统治者“以民为本”，“保民而上”。《战国策·赵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齐王派使者问候赵威后，信还没打开，威后就问使者， 齐国今年收成怎样，百姓怎样，最后才问齐王可好。使者迷惑，认为威后不先问王而先问岁与民，是把贵贱弄颠倒了。赵威后却说，“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故有舍本而问未者耶？”明确地申明，无民则无君， 民为根本。与那种君贵民贱的思想恰恰相反。赵威后并且提出，“助王养其民”、“助王息其民”等有益于民生民心的贤者，应该受到重用，不这样， “何以王齐国，子王民乎？”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认为“人和”是致胜的根本，“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

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孙子兵法》首篇就提出了“经之以五事”，五事之首为“道”。孙武之谓道： “令民与上同意也。”其意也在于使民与统治者的意志统一。可以说，“保民而王”是一条关系一个国家命运的大战略。虽然这种“保民”无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地位高于一切”同日而语，但不能不看到，在历史上，军事战略家、政治战略家们，能认识到民众是致胜的根本，已经很难能可贵了。

中国历史上，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在夏、商脱离民众，怨声载道之时， 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都相继成为一个地区或中原霸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们图谋霸业的准备时期，无不想方设法取得民众的信任。刘邦所开辟的大汉皇朝，形成了封建社会前期历史发展的高峰。不仅秦王朝不能望其项背，唐王朝以前的任何朝代也难与之相比。从历史动因来看，刘邦致力于“伐无道，诛暴秦”的时代使命，并以秦朝覆亡为借鉴，采取与民生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对后世许许多多封建王朝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朝初期的强盛，与太宗采取的选用廉吏、惩治贪官、减轻剥削、注意民众休养生息、推行均田制等措施有直接关系。

纵观历史，我们不能不说，“保民而王”是历史上形成的统治术中的瑰宝。“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为历史上明智的帝王将相所接受。吴起在给魏文侯进谏治国之策时，提出了“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以新兴封建阶级的“道、义、礼，仁”去引导、治理和安抚民众。“四德” 修好，国家兴盛、强大；废弃“四德”，国家衰败、灭亡。“四德”修好， 可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就可以进行兼并战争，争夺霸权。要求做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发展生产，保持国家安定。《六韬》对这一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吕尚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贤德之君，应该“其自奉也甚薄，其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强调治国之要务，只有爱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