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的否定，实践中的修改

在关贸总协定运行初期，欧洲各发达国家为恢复被战争毁为一片废墟的经济，实现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性，曾广泛引用过第 12 条，以解国家财政入不

敷出之燃眉之急。后来，随着 50 后期经济复苏，大多数引用此条款国家货币已实现了可兑换目标后，舍车保帅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在总协定的监督下，先后都基本撤销了引用国际收支条款的各种进口限制，仅有法国等个别国家仍对农产品进口保留了若干所谓“残留限制”。

在此期间，经济学界对于进口限制能否解决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作了广泛的理论探讨，发表了很有说服力的论据，其要点是：

一国对货物与服务的消耗超过了本国对货物与服务的产出时，就会出现货物与服务的亏空（赤字）。对这类亏空，用降低货币储备或向外国借贷， 只能暂时弥补，归根结蒂还要靠减少国内消耗或/和增加本国生产，才能矫正过来。一般说，生产在短期内不大会迅速增加，因此在一定的短期内减少消耗是唯一可行的措施。政府采取紧缩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消费与投资的支出，而靠数量限制来控制进口，则达不到这种效果。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在其 1982/83 年度报告《国际贸易》里指出：贸易壁垒上的增减变动， 能改变消费者的开支结构，并不能直接左右消费水平；同样，通商政策能影响投资的结构，但不见得能影响投资水平，因为贸易限制只是在以牺牲其他

行业为代价的条件下，使本国某些行业受惠。当然可以用贸易政策使一国接近或远离自给自足，从而对经济资源的平均生产率因而也对平均收入起重要作用。就流动负债（Current account ba1ance）而言，贸易限制上的变动并无持久影响力，即令是未受到报复也是这样。

举个常见例子说，一国若削减了进口汽车所需外汇支出，足以使消费者花在买汽车上的钱减少，但他们的总支出不会因这种限制措施而减少。他们会把原打算买汽车的钱，消费在其他进口货上，或者花在原本要出口的货， 或者花在用进口货作原料的本国产品上。总之，除极个别情况外，为国际收支目的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再者，削减国内消耗或开支，一般必然会引起国内生产与就业率下降， 因此政府必然要采取措施，把因限制进口引起的剩余购买力转移到国产消费品上来。而转移消费的各种手段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副作用，据经济学家们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作的分析，这类手段中，货币贬值，进口附加税费

（import surcharges），进口押金制（import depOsit requirement） 等基于价格机制的调控手段，害处相对较小。进口附加税费有助于减少预算赤字，进口押金制有助于降低货币供应量，这两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它们间接地有助于全面降低国内消耗。而害处最大的是对进口实行配额制，它充其量只能起暂时缓冲作用，赢得本国经济调整所需时间；但却无助于改善本国国际收支状况，常常还会引起扭曲本国资源配置的恶果，使本来失衡的国际收支，雪上加霜。

正是基于上述科学分析，东京回合才专门议定了关于国际收支的 1979

年《宣言》。该宣言呼吁各发达国家尽量减少引用第 12 条。其中最清楚表达这个意思的两句话是：“深信，限制贸易措施一般并非保持或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有效手段”；“发达各国应尽最大可能避免为国际收支目的而施加限制贸易措施”。一般认为，这两句具有共识性的话凝结了上述作为经济常识的结论，但似乎并不很彻底。

既然有如此共识，又有 1979 年《宣言》，为什么仍然有些发达国家引用第 12 条呢？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从中作祟。比如说，宣布本国货币适度贬值本是损害较少的手段，但却常被民间舆论评论为该届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象征。对于那些只在议会以微弱多数而上台的执政党来说，自然会禁若寒蝉的。相反他说，宣布对某些产品的进口实行限制，就能取悦国内该行业的厂商， 从而获得较多支持。这种微妙事态，典型地反应在 1984 年《金融时报》的一则报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