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综合决策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 1959 年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论文“竭力对付的科学”（亦有人译为“凑合对付”的科学或应付科学），他认为在政府的政策制定或政策分析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 一种叫做“理性综合方法”，或“根本方法”，另一种叫做“连续有限比较法”，或“分支方法”，因为其特点是渐进性地修改和制定政策目标，后人将这种方法称为渐进决策方法。

在各种有关决策、政策制定和公共行政学的文献中，对理性综合方法论述得较多，从极端的角度来说，其基本特点类似于完全理性决策，它的特征一般被概括为：1.阐明各种备择政策的价值和目标；2.理性地或合乎逻辑地采用手段一目的的分析方法，先确定目的，后确定手段；3.在全面检验的基础上选择最适当的、政策；4；采用各种综合分析的方法；5.依靠完备的知识和理论。简言之，这种方法要求全面评估所有要素（成本、利益、备择方案等等）以便发现可能有的最佳决策。

林德布洛姆认为，尽管各种文献把理性综合方法作为正规方法论述，但它并不是切实可行的，行政官员实际上运用的是渐进决策方法，许多专家学者也对这种方法提出了批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1.政策制定者不可能收集到所有信息，详尽无遗地列出所涉及的所有备择政策；2.这种过程非常费时，然而行政决策常常是反应性的，而不是前摄性的，需要较快地对出现的问题作出反应；3.这种方法不适合于政府决策性质，因为政府决策的目标往往不像经济目标那样明确；4.由于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对各种备择政策的价值判断没有一致标准，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很难统一全面进行考虑；5.由于政府部门的专业领域和工作责任不同，在备择政策的选择上也会发生矛盾；6.抽象的知识和理论有时不能解决实践的具体问题；7.高层决策往往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量化分析的理性综合行为； 8.采用与现行政策不同的新政策，难以估计其实施的后果，可能有很大的风险性；9.许多影响决策的不可知或不可控因素限制了决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10.在不同的环境中，社会性目标并不总是具有同样的相对价值，等等。

理性综合决策可以划分为完全理性（或纯理性）和有限理性两种类型， 前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运用的是经济学家关于纯理性的“经济人” 如何做出决定的设想，后一种则在行政决策的实际过程中有很大影响。这种模式反映了人们决策心理上追求最佳的愿望，在收集信息和选择政策目标、政策方案时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行政决策者应当尽可能收集较全面的信息，确定较理想的方案。这种模式的运用与问题的性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它最早运用于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随着运筹学、系统分析方法、计算机科学等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逐步推广到各个领域。例如，有的学者提出，政策制定者应选择那些收益与成本之差达到最大的政策备选方

案，制定可获得社会最大纯效益的政策。目前，有许多与行政决策有关的政策问题，如经济、军事、人口、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等，都是理性综合决策有广泛应用前景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