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拓彬

当今世界,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谋求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是争取和平和谋求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践证明,世界经济与各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国际经 济交流,而国际经济交流已经突破了传统方式,增添了新内容。生产力要素在国 际问的流动与组合,使国际经济交流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目前,在国际 上最常见,最普遍的交流方式,诸如技术转让、生产协作、劳务合作、发展援助、工程承包、联合投资、资金融通、信息服务、管理合作等等,统称为国际经济合 作业务。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关系的两种重要形 态,并且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由于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而我国也要顺应这种潮流, 调整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更好地适应改革开放、谋求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加强 对国际经济合作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已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一些专家学者编著的《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一书,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特点。该书的问世,必将大大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理论 的研究工作。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我们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时,不能仅就经济关系论经济关系,必须结合国际政治关系去考察。战后实践证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 与国之间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 基础。只要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使各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有差异,也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只要能遵守平等互 利原则,就可以进行经济合作,而且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平等互利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他 说:“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 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 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和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 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195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设想。后来,这五项原则完整地写进 1954 年 4 月发表的《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1954 年 6 月, 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在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原则。1955 年 4 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引申和发展,会议通过了“万隆十项原则”,在国际上已 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4 年 2 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时,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其基本点就是平等互利原则,得到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赞扬。 几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独树一帜,赢得国际舆论的好评。1974 年 4 月,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阐明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在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共同推动下,联大特别会议取得成功,会议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邓小平同志指出,国与国的政治和经

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由各国共同来管, 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贸 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 久主权。它们关于改善对外贸易的条件应该予以满足:它们建立的各种原料输出 国组织应该得到支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 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应该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授国的法令和 民族习惯,而不应该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所有这些,均是对平 等互利原则的精辟阐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合作和技术交流”。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和国际两 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两套本领,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80 年代,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事业有了突破性发展,为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我国领导人 1983 年出访非洲时,又宣布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用以发展我国 对非经济合作。1988 年 11 月在澳大利亚宣布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加强交流, 共同发展的原则。我国政府一向把平等互利作为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准则,把共 同发展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目标。这种友好合作的现实态度举世瞩目。

国与国经济关系实行平等互利原则,从提出到现在,已经 40 多年,它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并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理论界正探讨生产要素国际移 动理论的渊源,从战后 40 多年实践看,真正能客观反映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本质特征的是平等互利理论。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 及发展中国家三种经济类型共存的今天,各国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越来越强,实 行平等互利原则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帝国主义时代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侵略、剥削与掠夺,不可能有平等互利的关系,因而被历史唾弃。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与经济制裁,由于违反了平等互利这个客观规律,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当前,在 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一种有害的倾向,少数发达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向发展中国家 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干涉他国内政。这不仅妨碍国与国之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会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威胁。我们坚决反对 这种倾向。

中国历史上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凌辱,深知不平等条约之危害,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才能谈得上平等互利,深知平等互利来之不易,必须十分珍 惜。《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的出版,定能引起各方进一步研究探讨平等互 利的理论和原则,也只有更好地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中坚持执行这一原则,国际 经贸事业才会蓬勃地向前发展。

编著者说明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一书,是《国际经济合作概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1991 年 1 月)一书的修订版本。在编写中,本书基本上保留了《国际经济合作概论》一书的原有体系;结合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国际经济合作 实务在 90 年代开始以来的发展变化,对原书章节作了修改、增补或删减。

本书仍系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的组织与领导下合作编写而成,各章修改 写作的分工如下:第一章,王世浚;第二章,储祥银:第三章,王世浚;第四章, 王世浚;第五章,储祥银;第六章,卢进勇;第七章,刘定华;第八章,蒋瑛; 第九章,刘孝纮;第十章,傅予行、曾庆豹;第十一章,邱小平;第十二章,李 骏;第十三章,章昌裕;第十四章,李南;第十五章,李南;第十六章,宋振绥; 第十七章,彭天祥;第十八章,由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薛宏、马宇、许丹松、邢厚媛等分节修改:后记,王西陶。最后,由王世浚通读、总纂、修改、定稿。

本书的适用对象:全国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及专科生,也可供涉外经济专业以及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门干部培训教材,还可供有关专业的 教学、研究工作者的参考使用。考虑到各类专业的教学计划有别,在使用时,可 在保证基本内容教学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要求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增减。

国际经济合作学是一门创新课程,虽然它在我国的教学与研究中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编写者的水平所限,这本书中的观点与内容也难免有谬误之处, 敬希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继续关心指正,以利于再作修订。

王 世 浚1996 年 11 月 30 日

前 言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经贸委《“九五”期间全国企业管理人员培训纲 要》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九五”期间外经贸行业干部培训工作纲要》等文 件的精神,为进一步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着重培养和提高外经贸大中型 企业领导干部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使我国的外经贸事业在“九五”期间能有 更大的发展,外经贸部对在全国外经贸行业开展企业领导人员工商管理培训做了 部署。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标企业管理》、《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财务会计》、《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企业财务管理》、《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经济法》、《国际营销》、《现代生产管理》、《管理经济学》及《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等 15 本教材,供外经贸行业大中型企业领导人员工商管理培训使用。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由四川大学对外经济贸易系王世浚教授主编。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人事教育劳动司1997 年 2 月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与实务

第一章 国际经济合作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第一节 经济生活国际化

世界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经济上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有机体系。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离开国际社会而孤独地生存与发展本国的经济,任何国家都必须参加并利用国际分工,发展国际之间长期而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这是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结果,也完全符合世界各国之间在经济生活上越来越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发展变化就是经济生活的日益国际化。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经济生活国际化是从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战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许多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状况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劳动过程、生产过程不断发生变革,新兴工业部门和新产品日新月异地连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经济关系仅仅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商品交换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生活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以及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的国际化等等,已经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趋向。

生产国际化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化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因为,大规模生产可以节约时间,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符合规模经济的规律。现代化大生产不仅需要不断投入与发展新技术和新工艺,也要求分工更加精细,专业化与协作的范围更加广泛。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每一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加上新技术和新产品种类繁多, 花样百出,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所有型号、所有品种的同样产品。为了发挥本国的优势与特长,只能选择若干重点进行突破。这样,以往一个国家内部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必然发展为一系列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协作,从而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进一步纳入国际范围的再生产过程,国际之间经济联系的空前加强也就顺应而生。

生产国际化必然伴随着资本国际化,这两个过程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生产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会大大地加速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又有力地推动着国际性生产的发展。所以,生产国际化是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基础,资本国际化是生产国际化的直接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和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突出地反映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相互交融的新变化。跨国公司这种形式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工具和国际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据估计,跨国公司已经控制着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4 到 1/3,控制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口额的 3/5 到 2/3,并控制着资本主义国家国外直接投资的 9/10 以上。

由于资本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和新特点: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迅速增加;发达国家不仅输出资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利用外资和资本输入国;发展中国家不仅输入资本,也已开始进行资本输出活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直接投资大量增加,国际资本市场的业务形式日益多样化。战后,尤其是 70 年代中期以来,

仅就国际投资领域来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相继加入了国际投资的行列。1973~1979 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 2.1%,对外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为 4%,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 18%,80 年代以来的增长速度仍然相当可观。这充分说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很快,其年平均增长速度不仅越过了工业的增长速度,而且还大幅度地超过了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向是单向的资本输入国,70 年代以后也开始扩展对外投资。据联合国报告,1970~1972 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 4300 万美元,占同期世界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0.33%;到 1983 年底,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增加到 218.75 亿美元,占同期世界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3.63%。其中, 海外直接投资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科威特、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香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省等。80 年代以来,我国也已开始逐步发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自1979 年到1995 年间。我国共批准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开办各类非贸易企业1883 项,协议中方投资额达 18.64 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 35%,这些企业分布在五大洲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随着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迅速发展,交通、信息和通讯的国际化、科技国际化以及劳务国际化等也相应获得迅速发展,这就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各国之间由于自然禀赋条件对其经济发展的限制,使资源、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索的配置和使用更加趋于合理,从而有利于节约社会劳动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经济生活的日益国际化,必然导致国际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适应和相互协调关系的发展与加深。在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应当加强;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不少方面有赖于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离开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紧密联系,也同样不可能获得顺利发展。因此,自 60

年代初开始,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进一步争取世界和平与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呼声已经遍及全球,它反映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和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正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