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以建安文学为开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建安文学继承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以当时的社会动乱和人民的苦难为题材，形成了富于忧国之思，志在建功立业，悲凉慷慨，平实质直的风格。这就是所谓“建安风骨”。

曹操是建安文坛的组织者和代表作家。他“登高必赋”，“被之管弦， 皆成乐章”①。流传下来的曹操诗篇，都是乐府歌辞，既具有民歌特色，又能够赋于新意。曹丕、曹植及“建安七子”也很有成就。如曹操在《蒿里行》中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人断肠。”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此外，曹植的《送应氏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董卓之乱后的惨象。建安时代的女诗人蔡琰（蔡文姬）蘸着自己的辛酸血泪写出《悲愤诗》，发出对野蛮军阀的强烈控诉：“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这些诗篇是建安文学中的精华，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史诗式的优秀作品②。

这时，五言诗逐渐走向成熟。西晋阮籍、张华、陆机、潘岳、左思等都写下不少五言诗的佳作，但诗风转为绮丽，而内容却比较空虚。东晋文学受玄学的影响，“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①。至晋宋之际，诗坛又重新繁荣起来，陶渊明（又名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一反玄言诗风，经常以田园生活为题材，风格清新平淡，语言质朴自然。他的《归田园居》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中展现了一派田园风光，内容真实，感情真挚，无矫揉造作，无华丽词藻，而在精练处见自然，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的诗既有平淡、闲适的一面，也有慷慨激昂的一面。如《读山海经》云：“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① 《史通·正史》。

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② 《宋书·谢灵运传论》。

① 《诗品》卷上序。

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开创者，他的游山玩水的诗作中，“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②。如《登江中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初去郡》：“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

《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继谢灵运之后，齐、梁的沈约、谢朓也写出不少赞美自然风光的山水诗。刘宋时诗人鲍照名气不大，而实际上很有成就。他的《拟行路难》内容深刻，境界宽阔，较有社会意义。其十四首写道：“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白首流离不得还。故乡窅窅日夜隔， 音尘断绝阻河关。朔风萧条白云飞，胡笳哀急边气寒。”

民歌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安年间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意义，艺术感染力很强。北方民歌粗犷豪放，充满激情。著名的《敕勒歌》展现了雄浑的草原景色：“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木兰诗》是北方民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其运用重复和排比的句式，去塑造人物，烘托气氛。如“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种笔法，细致地刻画出木兰从军时的心理活动，更加悲壮感人。南方也有一些清新活泼的民歌，如《采桑度》：“蚕生春三月，春蚕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

诗歌以外，散文和小说也占有一定地位。散文数量虽少，但如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中的某些篇章，都是优秀的散文。小说主要有《世说新语》、《搜神记》等。

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取得很大成就。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专著，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主张。陆机的《文赋》阐述了文学创作过程的一些问题，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两部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包括绪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部分，系统地论述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文与质的关系、文学的社会环境、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技巧等问题①。《诗品》对汉代到萧梁的 120 余位作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评论，尽管他的评论未必妥当，但他主张诗歌要有真实的内容和感情，强调音调应当自然流利，反对玄风、声病和连篇累牍地引用典故，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