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夏商西周的文化

一 甲骨卜辞与铜器铭文及纹饰

西周初年的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甲骨文“册”字，作绳索穿绕竹木简之形；“典”字作双手捧册之形。甲骨文还有不少以“册”为偏旁的字。这些情况表明商朝以典册书写文字，只是由于典册难以长期保存，所以迄今尚未有商朝的典册被发现。在考古发掘中曾经发现过商代的陶文。这种陶文是在陶器未烧制以前刻划在器表或口沿部位的。另外，商代的玉、石器上也有文字被发现，晚商后期还出现了不少彝铭。尽管商代在多种材料上书写文字，但是我们今天所见最多的是刻有龟甲兽骨之上的卜辞。商代甲骨集中发现于殷墟及其附近地区。

商代神权兴盛，甲骨占卜是沟通神人之意的主要方法。属于早商时期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卜骨 375 片，卜甲 11 片，多数经过比较仔细的整治， 并以青铜钻作出深而密集的钻坑，其中有两块为刻字甲骨。晚商时期的甲骨占卜臻于鼎盛，甲骨的贡纳、收贮、整治、钻凿、占卜、刻辞、存储等都有严格而系统的制度。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商代甲骨多达 15 万片以上，并且在

甲骨上多载有内容丰富的卜辞。据统计，甲骨所见单字为 4500 个左右。甲骨文字错落有序、刻写娴熟，是基本规范化了的初期汉字的代表。甲骨文的许多单字已经能够反映出汉字造字基本规律，今日许多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早在甲骨文的时代就已经趋于定型。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出研究汉字形体的“六书”的理论，并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六项造字原则和规律举出 12 个字为例证。这 12 个典型字例，除形声字的“江”和会意字的“信”以外，其余都见诸甲骨文。由此可见，甲骨文字确实奠定了汉字发展的基础。然而，甲骨文字毕竟是初期汉字，还存在不少原始性质。甲骨文中象形、会意字占了大部分，作为汉字高级阶段代表的形声字还不到 5/1。相当一部分甲骨文字有大量异体，形体结构比较粗疏，既有大量合文，又有一些一字分成两处的情况。因此，商朝的甲骨文要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还有相当的距离。

除了殷商甲骨以外，西周甲骨也具有重要意义。带有文字的西周甲骨在山西洪洞坊堆村、陕西长安张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等地均有零星发现，而1977 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遗址的发现则为其大宗。在这个遗址中出土带

字甲骨 289 片，共计 903 字，另有合文 12 个。后来在周原地区的扶风齐家遗

址又发现 6 片，共 102 字。西周甲骨上的文字一般都很小而且字迹纤细，具有颇高的微雕技巧；从甲骨钻凿形态看，西周甲骨多施以方凿，排列整齐而且密集。这些方面都表现了西周甲骨的特征。

商周时代，青铜器大量涌现，据粗略统计，仅带铭文者就有四五千件之多。青铜器的铭文和纹饰是商周时代文化特征的集中表现之一。

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早期多无铭文，仅有极少数铸有祭祀对象名称， 如“司母戊”、“司母辛”等。晚期的铭文十分精致，有多达 40 余字者。这些铭文除了标明族氏以外，还出现了不少记事内容，如祭祀祖先、奖励赏赐、对外征伐等。商代青铜器纹饰主要有云雷纹、饕餮纹、夔纹、虎纹、龙纹、

① 《尚书·多士》。

蝉纹、鸟纹、乳丁纹等。在繁缛的各种纹饰中，以张牙露齿的猛兽为母题而衍变形成的纹饰最富特色，多给人以恐怖狰狞的美感。湖南醴陵出土的一件商代铜象尊，以象鼻为注酒口，以敦实有力的四足为支撑。象的全身布满兽面、夔龙、凤鸟、猛虎当图像，衬托以云雷纹，是一件青铜艺术杰作。

西周前期的青铜器继承了商代的特点，但数量上却大大增加，其纹饰表现了时代特色。这个时期青铜器以兽面为主题的纹饰多富于变化，逐渐抽象为图案，一般只保留其颜面部分，夔龙纹则变化成为短身卷曲的形式，减少了恐怖成分。长尾高冠的凤鸟纹和分尾的长鸟纹比较流行，双身龙纹也在增多。到了西周后期，以威严为特色的饕餮纹和夔纹趋于被淘汰，出现了窃曲纹、瓦纹、环带纹、重环纹等新的纹饰，纹饰主题倾向于简单朴素。这种情况与西周后期王权的趋于衰弱是有一定关系的。西周铜器铭文以其宏篇巨制而著称于世，许多彝铭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 497 字，其重要的内容和详尽的叙事足以和文献中的周初诸诰相媲美。西周时期的许多军国大事，如分封授土、奖赏大臣、征伐献俘、诉讼刑罚、职官任命、地域疆界、馈赠交易等都被勒之彝器，以示永垂不朽之义。作为社会情况的直接反映，铜器铭文是研讨周代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不同时期的铭文字体，往往具有特殊风格，或者是首尾出锋、中间肥厚的波磔体，或者是竖划上下等粗呈柱状的玉柱体。西周铜器铭文一般都排列整齐，字体严谨，书写娴熟，优美奔放，是书法和铸造艺术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