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

秦汉时期，商人中各部分的身份地位不尽相同，国家对各类商人的政策也不同。

在市内营业，有特殊户籍的商人（贾人）可称为有市籍商人，身份较一般平民低下。秦及西汉有所谓“七科谪”之法，七类人中即包括贾人，即有市籍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四类，其身份地位与吏有罪和亡命者并列。汉高祖时，禁止商人穿着丝织物、操持兵器和乘车骑马，市井之人其子孙不得仕宦为吏。又加倍征收商人的算赋。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有市籍的出身低贱的贾人而设。其目的主要是通过贬低中小商人社会地位来遏制农

民的弃农经商的倾向。吕后时，驰商贾之律，但商人子弟仍不得为吏。文帝时“逐末”之风又起，一再下“务本重农”之诏，企图使一些小商贩弃商归农，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这种以中小商人为抑制对象，旨在防止弃农经商的政策，在汉代曾反复提出，对汉以后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于无市籍的大商人，秦汉时，国家的政策曾经有过曲折的变化。秦始皇继承商鞅思想，提出“上农除末”的口号。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把原先在六国盘剥农民、兼并土地、掠买奴隶的富商大贾逼迁到他乡，没收其大部分家财，这是抑商政策的另一方面的内容，大商人由此受到一次重大打击。但汉高祖改变政策，抑商只抑小不抑大。为了争取六国时曾占工商山泽之利的反秦反项势力的支持，允许私人工商业自由发展。煮盐、冶铁、铸钱三大利开放私营，再加关梁无禁，不收关税，以盐铁贩运等为业的大工商主或大商人，其经济势力就迅速发展。贱商令中有关商人生活享受的种种限制本来对他们不起作用；贱商令废弛后，商人更是淫侈日甚，竟至“与王者同乐”。他们“役财骄溢”，以大量的余财兼并土地，迫使农民破产流亡，影响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支配。文帝时实行“入粟拜爵”的办法，景帝时商人不得做官的禁令又已废弛，这更有利于商人中富有者政治地位的提高。不过商人兼并农民的问题已日益严重，加深了他们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到汉武帝中期，终于把抑商的重点转向富商大贾，大大加强了对私人工商业的控制，除实行统一货币、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新的财政贸易措施外，还曾采取过算缗、告缗之法，加重了对商人的税收和逃税者的处罚。法令还规定有市籍商人中的富有者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犯令者没收其土地和僮奴。这些政策不仅是为了给国家增加财政收入，又有抑兼并、摧豪强的意义。武帝死后， 政策逐渐变质，西汉末富商大贾势力又普遍抬头。王莽改制，任用大商人行五均六筦之法，律令苛细，处罚严酷，中小工商业者更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东汉时，豪强势力、经济放任思想占主导地位，对大商人已无抑商政策可言， 结果富商大贾大肆兼并土地，捐买官爵，成了商人地主豪强，进一步促进了农民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