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

东汉后期，社会经济走下坡路。土地兼并盛行，农民破产流亡，人口大量离开农村，导致土地荒芜，农业日趋衰落。农业衰落，手工业、商业也跟着衰落。商品经济虽然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据一定地位，但是实物交换的现象已经开始增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地位正在加重。

三国时期，私人手工业和商业遭到严重破坏，一个阶段几乎陷于停顿。货币骤减，基本上不通行，布帛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黄初二年（221），魏文帝在董卓罢五铢钱 31 年后，下诏恢复五铢钱，但只过半年就不得不宣布作废。太和元年（227），魏明帝因“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①，乃更立五铢钱。至西晋时，商品经济有所恢复，钱又成了富人追逐的目标。然而，对魏晋之际商业的发展水平不可估计过高。实际上，当时商业发达的地区只是局限在洛阳和长江流域，而全国广大地区还是使用谷帛进行交易的②。即使如此，时间也很短，不久便乱亡相继，商业的恢复发展夭折了。

南北分裂后，由于南北条件不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别。永嘉之乱，使北方经济完全崩溃。《晋书·食货志》记载：“及惠帝之

后，政教陵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流寇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这时，洛阳宫室鞠为茂草，长安城里蒿棘成林，其它城市也难逃厄运，“中原版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①。黄河流域到处是坞堡，自保自给。社会混乱，道路不通，各地间的交换濒于断绝，一直到北魏前期都没有多大改变。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社会经济明显好转。京城洛阳，恢复了它作为北方商业中心的地位。洛阳市场繁荣，商贾云集，国内外的客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铸造太和五铢，下令使用钱币。宣武帝和孝庄帝时也都铸造过五铢钱。但是，钱币只在洛阳流通，钱币不足及币制混

③ 《太平寰宇记》卷 124 引阮升之《南兖州记》。

④ 郦道元《水经注》卷 6“涑水注”。

⑤ 《齐民要术》第六十九。

① 《晋书·食货志》。

② 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第 49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① 《晋书·孙楚传》。

乱的现象始终存在，阻碍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河北州镇仍用布帛交易， 商业经济是微弱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北魏后期的州镇城邑， 不过是坞堡要塞，如西部重镇的华州，原是一个叫李润堡的坞堡，在山谷之间，居民饮水要到山下去取。冯翊是自古名都，这时却樵牧饶广，残破不堪。这样的城市已经失去了作为城市的经济意义。

南方虽然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商品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北方。永嘉之乱对南方影响比较小，而且给南方送来了大批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东晋以后，南方相对稳定，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国家对手工业的控制有所放松，这些都为商品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东晋南朝时期，钱币的使用数量较大，范围较广。历朝都铸造或改铸货币，尽管货币种类混乱，时常发生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不过始终是钱货杂用。据史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②。南方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官方的草市的出现。当时，建康城除了城内官立的大市、北市、东市、宫市等以外，沿着秦淮河东北岸一线，又有备置官市征税的大市及 10 余所小市。这些小市也就是草市，是一种因商业发展自然兴起的交易市场①。随着商业的发展，长途贩运趋于活跃。江南江河纵横，水运发达。东晋建康有一年发大水，“涛水入石头，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②，可知舟楫之盛。东晋南朝的商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主要有估税、关津税、市税，还有专项货物税，如鱼税、木材税、皮毛税等。

南方的城市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兴起，建康是政治中心，也是江南最大的商业都会。梁时，建康城中有 28 万户，东西南北各 40 里。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此外，长江下游的著名都会还有山阴、吴、吴兴。长江中游的荆州、上游的益州，珠江流域的广州等都会都很繁荣。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② 《隋书·食货志》。

①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三论》第 133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② 《隋书·高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