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畜牧业的情况

夏代的畜牧业大概已经初具规模。少康逃奔有仍氏的时候曾经被任命为“牧正”，专司放牧之事。《天问》里有“有扈（易）牧竖”的说法，当指夏代的有易氏已经有了专门放牧的奴仆。

商朝的畜牧业比夏有了很大发展。殷墟发掘曾经出土不少牛、羊、马、豕等的遗骸，这与甲骨卜辞里大量牺牲的记载是吻合的。卜辞记载的一次用牲数量有“千牛”、“牛三百”、“百羊百牛百豕”、“百犬百豕百牛”、“百羊百九十九豕”等不同的记载。②殷人很少用马作为祭祀时的牺牲，这大概是由于马多被用于驾车的缘故。殷墟出土有车马坑，可为其证。

殷人除了大量饲养马、牛、羊、豕等家畜以外，还饲养象。卜辞中有“乎象”、“令象”、“获象”等记载，③应当是猎获象或让象劳作的记载。卜辞里有关于是否让象跟随部队前往征伐的记载，与《吕氏春秋·古乐》篇“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说法可以相互印证。《殷墟文字甲编》第 2422 片画一怀孕的母象，其旁还紧随一只幼象，应当是殷人养象之图。殷墟王陵区有两座象坑，说明象也被用来殉葬。甲骨文的“为”字，作人手牵象之形，亦可证“商人服象”之说是正确的。今河南地区在商代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象群生殖，古称其为豫州，与殷人养象当有关系。

商朝的养马业比较发达。商王常乘马车狩猎，还常向诸方国部落征收马匹。这种征收方式在卜辞中称为“登马”、“取马”、“以马”。甲骨文中有一个与“牢”字相近的字，作厩圈养马之形，说明商代已经有了专门养马的处所。甲骨文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马”字，马腹下画一索形，据推测是表示用麻绳或细皮条将马势绞掉，可见当时已经掌握了马匹的去势术。商朝有不少和养马相关的官员，称为“马”、“多马”、“多马亚”、“马小臣”等。殷人还按马的毛色、特征、外形、用途等，将马分为许多种类，古代的相马术当发轫于此。

养蚕业在商朝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第 38 号墓所发现的陶簋、铜戈、铜爵、铜觚等均以丝帛包裹，这些丝帛有纨、纱罗等种类。安阳大司空村和山东益都苏埠屯的商代墓葬都出土有形态逼真的玉蚕。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铜戈上残留有绢帛纹迹。这些都表明当时的养蚕业有了相当的发展。

周族虽以农耕著称，但也兼有畜牧业。王季曾经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职掌畜牧之事。《天问》篇说“伯昌号衰，秉鞭作牧”，可见周文王不仅有躬耕陇亩之举，而且也曾作出过亲自放牧牛羊的恣态。西周时期，养蚕业很有发展。周原地区出土过白、黄、红等颜色的丝绸残迹，据鉴定，全为家蚕吐丝并经过精练工艺加入含钙物质后制成，说明当时的缫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诗经·七月》叙述了孵化茧子、采集桑叶、织染丝绸等生产过程，“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所描写的就是女子采桑的情况。《诗经·无羊》是厉王时的诗篇，其中说道“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可见当时的牛羊饲养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周朝有名为“犬” 的职官，见于《师晨鼎》铭文，可能和《周礼·秋官》的“犬人”之官相同，

② 分别见《甲骨文合集》第 1207、300、32674、15521 等片和《英国所藏甲骨集》第 1255 片。

③ 分别见《甲骨文合集》第 10232、13625、13663 等片。

主管养犬并为祭祀提供犬牲。据《免簋》铭文记载，周朝司土（徒）的下属有称为“牧”的职官，当与《周礼》的“牧人”、“牧师”相似，掌管放牧牛、马、羊、豕、犬鸡等六牲，并且要管理牧场。西周后期的一件彝铭记载了担任“牧牛”之官的某人与其称为“师”的上司诉讼的判决词。这里的“师” 当即《周礼》的“牧师”，牧牛为其属官，为专司管理放牧牛群者。在彝铭中，和畜牧业有关的职官还有“牧马”、“攸卫牧”等，有的人担任这类职官久了，还径以职官为名，西周后期的“牧师父”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彝铭的材料表明，西周时期有不少专司畜牧的职官，可见官府的畜牧业是比较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