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歌舞艺术和科技

二里头遗址发现有石磬、踏埙、踏铃等乐器，可以推想夏代的歌舞艺术是有一定水平的。古代文献里说夏代有许多能歌善舞的人，相传大禹治水时， 遇见涂山氏女，未及成亲就忽忙南行。涂山氏女便派人在涂山之阳等候大禹归来，并作歌曰：“候人兮猗！”①大禹治水成功以后，“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②。这九章《夏龠》虽然已不可考见，但其为庆功歌舞而作则还是可以肯定的。《天问》和《山海经·大荒西经》均载古代传说谓夏后启曾经三次到天帝那里，“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夏后启窃得天帝之乐，并且演化成名为《九韶》的乐舞。“韶乐”相传为舜所创制，古本《纪年》说启“舞九韶”，大概是指启将韶乐重新整理加工，使其音调更为优美。春秋末年，孔子曾经用“尽善尽美”来形容韶乐，《论语·述而》篇说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之美妙，可以想见。启时乐舞的场面相当宏大，“将将锽锽，管磬以方”，“万舞翼翼，章闻于天”③，达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夏朝后期的孔甲也是一位多才多艺之人，《吕氏春秋·音初》篇说他曾经作过名为《破斧》的歌，为东方音调之始。夏朝后期的乐舞更为壮观，相传夏桀时有相当规模的乐队，“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④。这些传说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但谓夏朝已经有了相当水平的歌舞，应当还是可信的。

考古发现所见商代乐器已有多种，如铜鼓、铜铙、铜钟、石磬、陶埙等。甲骨文“乐”字作丝弦架在木上之形，当指琴瑟一类的弦乐器。在殷墟侯家庄的商代墓葬中发现有木鼓的遗存，其木、皮虽已朽，但鼓面蟒皮的纹理还相当清晰。最有代表性的是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石磬。这件石磬长 84

公分，高 42 公分，正面用刚劲而柔和的线条雕出虎形。石磬音质很好，只要轻轻敲击，就会发出悠扬清越而近于铜声的音韵。近年在江西新干大洋洲晚商早期的墓葬中发现 1 件圆形平口的镈和 3 件云纹铙。镈的器身呈梯形，满布以浅浮雕牛首纹为主题的纹饰，两侧有突出的扉棱，其上端各饰以伏鸟。铙的钲部饰以由卷云状纹饰构成的兽面纹，兽面上有长方形的突目，整个纹饰以连珠纹饰为衬。这两件乐器制作精良，可为商代南方乐器的代表。据研究，铜铙在商代是一种旋律乐器，当时已经有了我国古代音乐的十二律的体系。商代的钟、磬、铙等，常是 3 件为一套，每套发 3 个音，有明显的音程

关系。我国古代的音调系统在商代已经初步形成。晚商时期的埙多有 5 个音

孔，至少能发 9 个音，还能发出四五个半音，使这种乐器基本定型，能够演奏出优美的曲调。甲骨文有“舞”字，作人婆娑起舞之状，人身上还挂着各种饰物。《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商朝建立后，成汤命令伊尹创制了名为《大护》、《晨露》的歌舞，又整理了《九招》、《六列》、《六英》等古代流传下来的歌舞。《史记·殷本纪》说纣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还有的古书上说纣王有“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都可令人想见当时乐舞阵容的庞大。

① 《吕氏春秋·音初》。

② 《吕氏春秋·古乐》。

③ 见《墨子·非乐》篇，字句据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稍有改动。

④ 《吕氏春秋·侈乐》。

西周时期的乐器继承了殷商之制，仍以 3 件为一套，每套发 3 个音。其乐器的成套组合比商代有了更大的范围，器种更多，制作也更精良。西周乐舞的重要特征是与宗法观念下的等级制度密切结合。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乐”与“礼”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乐”配“礼”，使各种礼仪更加壮观辉煌。西周时期，不同的礼仪有不同的音乐歌舞与之配合。西周时期还将历代乐舞进行整理。这些乐舞的名称，相传有黄帝时的《咸池》，尧时的《大章》，舜时的《箫韶》，禹时的《大夏》，萦时的《大护》，武王时的《大武》①。周王室还派人把这些歌舞教给贵族子弟。据《尚书大传》记载，武王伐纣时率军“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不少古书上有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说法，很可能当时是以歌舞的形式进行战前誓师和战后庆功的。西周时期往往有成套的歌舞曲，每一章称为一成。颂扬周武王的《大武》有六成，相传即《诗经》中的《昊天有成命》、《武》、

《酌》、《桓》、《赉》、《般》等 6 篇。在演唱时，每成的音调速度皆有不同，一成要声迟调缓，二成要音多调慢，三成要调高音急，四成要音舒调畅，五成要声静调和，六成要气洪调复。这些情况表明，西周时期对于音调有了更多的注意。《诗经》的“周颂”部分共 31 篇，皆祭祀乐舞的歌辞，载歌载舞，声容并茂。其中描写乐器演奏的情况谓“钟鼓锽锽，磬管将将”， “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颇有一番热烈欢快景象。

在科学技术方面，以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和纯熟掌握最为突出。夏商西周时代对于青铜冶铸时的配方比例及其效果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考工记》说：“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 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个铜、锡的配剂比例是完全合乎科学道理的。青铜中锡的成分占 17—20% 的时候最坚韧，过此则逐渐减弱。作为工具和武器的斧斤、戈戟都需要坚韧， 故而其配方比例与此接近。钟鼎需要辉煌灿烂，故而其成分中锡的含量较少。鉴燧需要灰白之光，所以锡的含量最多。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经化学分析知道其合金比例是铜占 84.77%，锡占 11.64%，铅占 2.79%，与“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比例是大体接近的。在长期的冶炼实践中人们对于火候也有很精到的认识。《考工记》曾经划分出这样几个层次，开始冶炼时，原料中的杂质先气化，因此放出“黑浊之气”；此后锡熔化，又现出“黄白之气”； 温度再升高时，铜的青焰放出，故有“青白之气”；待铜全部熔化，则完全成为“青气”。等到炉火纯青时，便可浇铸。如今所能见到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还有万件之多，当时长期的冶炼实践，是这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的牢固基础。数学知识很为周代贵族重视。周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 可见数学知识为当时贵族子弟必学的科目之一。后世曾以勾股定理为周公所提出，虽系假托，然若谓西周时期已经有了这项定理的萌芽则还是可信的。夏商西周时期，车辆和其它木器的制造日渐增多，技术趋于精良，在进行各种计算时，是有可能接触到勾股定理的。

① 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