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春秋战国社会的变革第一节 叙说

自公元前 770 年至前 221 年，共 550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亦即东周时期。“春秋”的名称取自于当时鲁国的史书《春秋》。由于这部书记载了公元前 8 世纪至前 5 世纪的历史。因此，后人把这段历史称为春秋时期。继之而起的是战国时代。“战国”一词在当时指的是战争中的强国， 至西汉时《战国策》一书编定，“战国”便成为公元前 5 世纪至前 3 世纪的时代专用名词。

鲁史《春秋》的记载起自公元前 722 年，但为了便于记忆，史学界一般把春秋时代的上限，定在周平王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那一年，即公元前 770 年，使之与东周时期的始点取齐。又由于人们通常把战国的上限定在

《史记·六国年表》的起始年分，即公元前 476 年，因而春秋时代的下限，

也就从鲁史《春秋》记载的终结年份，即公元前 481 年，延长到前 477 年。

同样，东周应到周赧王卒，即公元前 256 年终结，一般也延长到秦的统一即

公元前 221 年，以便与战国的下限一致。于是，春秋时期即指从公元前 770

至前 477 年的近 300 年，战国时期则指从公元前 476 年至前 221 年间约 250

年，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相加就正与东周时代的 550 年相合。

历经 5 个半世纪的春秋、战国，从统一走向分裂，由兼并再度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300 年的春秋时期，即一部由统一而分裂的历史。若以公元前 546 年，列国召开“弭兵盟会”为界，可把春秋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 220 余年的历史，是以统一王权日益衰微，诸侯分裂争霸为主要特

征的。在这一阶段初期，从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的 90 年间，可说是强国争霸的准备时期，这是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过渡的 90 年。从齐桓公召集北杏会盟（前 681 年）而称霸主，直至诸侯订立弭

兵盟约（前 546 年）的 130 余年间，中原各国相互征伐，霸主迭出。先是齐

桓公首霸中原，后有晋楚之间 80 多年断断续续的争霸战争。从列国“弭兵盟

会”开始，春秋时期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的 70 年间，中原各国诸侯权力逐渐衰弱，各国卿大夫权力日趋强大，政权继续下移。出现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向“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同时，在长江下游兴起的吴、越两国，迅速壮大并先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霸。再说战国约 250 年的历史，观其发展进程，呈现出分裂继续加剧，转而

又进入兼并统一的历史趋势。战国时期，依各国强弱胜负的发展变化，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至魏齐徐州相王（前 334 年），是中原

崛起的 140 年，中原魏国经变法图强，雄居霸主之位约百年是这段历史的主

要内容。第二阶段，从徐州相王至秦赵长平之战（前 260 年）的 70 余年，是东西对峙时期，其主要内容在于齐、秦称霸东西，以及由此产生的合纵连横局面。第三阶段，长平之战以后至秦灭六国（前 221）的 40 年，这是秦向东方大发展的时期，迎来中国的再度统一，又一次出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的格局。

在春秋、战国统一分裂一再统一的总趋势推动之下，社会变革异常激烈是这 550 年历史的明显时代特征。而这场伟大变革的时代转折点又在于春秋战国之际，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看春秋是经济萧条、政治颓败的冷清社会，

看战国则是经济飞跃、政治革新的一派繁荣景象。强烈的时代反差，来自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剧烈变革。

经济领域中，春秋末年，特别是战国初期铁农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 使得生产力迅速提高，在原来公有的“井田”之外，大片荒地得以垦种，出现了“私田”。公有土地制度的“井田”制逐渐瓦解，代之以“私田”为标志的土地私有制。西周以来“工商食官”局面破坏，出现了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战国各地商品交换经济繁荣，各种铸币开始使用，最早一批人口集中的工商业城市已经出现，西周、春秋那种小国寡民现象在战国后期的中原地区已不复存在。

政治领域中，西周、春秋时期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度越来越失去其社会支配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以国王为中心的郡县制。以贤能为标准， 按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制度也逐渐替代了以往的世卿世禄制度。西周以来由宗法贵族世代占有封土、世袭爵禄、掌握军政大权的格局，在战国变法运动中已基本摧毁。

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夏、商、周三代天、命、鬼、神的原始宗教迷信观念受到冲击；在适应宗法制需要的孝、悌观念之外，又产生了适应官僚制度的忠君观念；天命观念的动摇，必然引起思想界对人性理论的广泛探讨。学在官府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学者竞相树立学说，形成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所谓“十家九流”的学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新气象。

当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世界其它文明地区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西亚兴起了亚述帝国，它的崛起竟将一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尤如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都纳入了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亚述帝国的强盛已预示着以埃及和两河流域为轴心的古老文明地区的行将衰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城邦国家逐渐形成。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的公元前 594 年， 正是雅典梭伦开始城邦改革的同一年。这一时期，在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也产生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小王国和部落共和国。至公元前 7 世纪末叶， 伊朗高原的米底和巴比伦人联合灭亡亚述，使得埃及和新巴比伦一度出现回光返照式的繁荣。公元前 6 世纪，又有波斯代米底而起，统一了伊朗高原， 征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咸海南岸的中亚地区和埃及，还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西部地区。波斯帝国的出现，将西起希腊东至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广大文明地区沟通，对东西文明的联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作为世界最古老文明中心的埃及和两河流域，从此基本上失去了政治的独立性。

大约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广大中近东地区反复进行着东西方势力的较量。公元前 5 世纪，波斯帝国曾几番入侵希腊，均告失败。公元前 4 世纪晚期，马其顿亚历山大东侵，征服波斯帝国，甚至侵入印度河流域。至公元前3 世纪初，帝国分裂为马其顿、埃及、塞琉古等王国。广大中近东地区陷于

马其顿希腊人统治之下。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帕提亚（安息）、巴克特里亚

（大夏）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公元前 6 世纪末在意大利开始出现的罗马共

和国，于公元前 3 世纪统一了意大利并战胜了劲敌迦太基。在南亚次大陆，

经过两个世纪的兼并战争，到公元前 3 世纪时出现了强大的孔雀帝国，然而

统一未能持久，到公元前 2 世纪再度分裂。次大陆西北受到大夏人、安息人、

塞人的入侵。

正当中国文化经历着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世界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放射着异彩。南亚次大陆在公元前 6 至前 4 世纪的学术争鸣，特点在于

宗教色彩浓重，其时产生的佛教、耆那教对后世影响深远。公元前 5 至前 4 世纪希腊灿烂的古典文化奠定了后世欧洲文化的传统。

春秋、战国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的繁荣时代。著名的中西丝路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春秋时期，关中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征服了西戎 8 国， 向西北开拓疆土，发展贸易关系，这种贸易是以缯帛、金属器换取游牧部落的牲畜、皮毛和玉石。至战国时期，西戎 8 国先后被秦吞并，秦和河西走廓的交通得以畅通。中西丝路得以开启。西戎以西，世代居住敦煌的游牧部落原是塞人，春秋时期月氏民族开始强大，向西驱赶塞人。塞人沿天山西迁， 散居于天山以北的辽阔草原。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周围是一些农牧居民，他们之中大部分使用东伊朗语。天山以东居住的月氏，也操东伊朗语，和中亚细亚北部操北伊朗语的塞人同出一系。天山以西至咸海和巴尔喀什湖到帕米尔高原一带则广泛分布着斯基泰人，他们在人种和语言上与天山以北的塞人十分相近。公元前 8 世纪一部分世居中亚北部的塞人，迁到黑海西北，他们

在公元前 6 世纪时和希腊人在黑海的殖民城邦建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于是由天山北麓通向中亚细亚和南俄罗斯的道路，在这些操北伊朗语的牧民媒介作用下，显得格外通畅。在古代，这里是极其辽阔，没有国界的草原谷地。塞人部落以其游牧方式，在中国和遥远的希腊城邦之间充当了最早的丝绸商人，他们的往来足迹在亚欧草原上踏出了最早的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且是公元六世纪以前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早在商代，养蚕缫丝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至春秋、战国，丝织业更有着长足发展，制造出多种多样的锦绣、锦衣。这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吸引了西北的游牧民族，成为重要的交换品，并通过他们流向欧亚草原各地。这其中，斯基泰人在公元前 6 至前 3 世纪充当了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的最大中介商。

丝路的开通，带来了中国与中亚、西亚以及欧洲技术、艺术的频繁交流。例如，国外考古学家曾从阿尔泰地区的一些古墓中，出土了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一批中国丝织物。在同一地区公元前 4 至前 3 世纪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秦式镜和中国式的四轮马车。另外，丝路西端的希腊，由于在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中发现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社会喜爱的服装。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丝路开通也为中国引进了西方文明的成果。马具是中国从中亚草原民族引入并加以改造的，春秋时，秦晋两大国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便已在车战的传统方式之外使用单骑作战了。至战国赵武灵王时，更是公开允许服胡装，以便推广骑射。伊朗式铁铠和铠环正在代替笨重的犀兕皮甲。至于兵器，则中国和欧亚草原民族互有影响，在某些方面如青铜剑、矛、刀、钺，有从中国向北方和西方扩散的趋势。

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西方人的古代文献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有关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名称，如“支尼”、“支那”、“赛里斯”等等。学者认为这些名称都与丝有关系。①大约公元前 5 世纪，在对费尔瓦丁神的颂辞中称中

①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 26—29 页。

国为支尼（ ini，Sāini）。古波斯文对中国的称呼有 īn，'inistān，ī nastān，都和粟特语中的 yn 相近。这个名称可能是由东伊朗语传去的。和波斯人一样，印度人最早也称中国为“支那”（Cīna）。形成于公元前 4 至

前 2 世纪间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都提到这个远在北方的支那。在印度人那里，“支那”一名是和丝绢的运输分不开的。这个事实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波斯人最早知道的“支尼”，也是和丝绢的输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支那”或“支尼”并非起源于“秦”国，不论波斯文或梵文中的中国名称都不是春秋、战国称霸西戎的“秦”国的对音，它应该是丝织精品“绮”的对音。商周以来的丝织品，以文绮最为精致，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更加精益求精。绮，“文缯也”，纹理不顺经纬，织法独特，花式繁富。输出域外的丝织品主要也是这种绮，所以西亚和印度最初知道的就是产绮之国的绮国，而非秦国。古希腊和波斯、印度不同，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这个字的对音或说是“丝”，或说是“蚕”，或说是“绮”，总之都与丝有关。

春秋、战国时代留下来大量的文献，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依据。经过两千年后，这些文献现在已不能全部见到，不过较之西周，有关典籍还是丰富得多了。研究春秋时期，《左传》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左传》传为鲁国人左丘明所作，记述当时历史事件，是春秋时代史料的宝贵文献。杨伯峻先生所著《春秋左传注》，①博洽而简明，最便阅读。另外，《国语》一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也是春秋史料。注本以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较佳。关于战国时期，就没有像《左传》、《国语》那样较系统的史书。虽有《战国策》一书，但是此书主要记述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内容凌乱，也有当时的一些史事。司马迁曾用其资料写入《史记》，只称《短长书》。刘向按 12 国分别

整理得 33 篇，始定名为《战国策》。愿意详细了解战国史料的学生，可参看杨宽先生所著《战国史》的有关论述。学习春秋、战国的历史，还必须重视考古研究成果。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