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文化 一 哲学和宗教

1. 魏晋玄学

随着东汉末年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烦琐的经学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一些士大夫开始转而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去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料，思想界非常活跃，动摇了儒家独尊的地位。曹操挟天子以命诸侯之后，名、法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史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②。但是，思想界并没有因此而重新定于一尊，士大夫之间相互交往，共同切磋的风气仍然十分浓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曹氏祖孙三代对所谓“浮华”之风都加以打击。

魏晋玄学的先驱，大多数是原来“浮华”案中的人物。他们出身于贵族官僚之家，名气很大。虽然一时受到压抑，不久便东山再起。在魏明帝死后的正始（240—249）年间，成为朝中的实权派。从此，玄学大盛。正始玄学的代表是何晏、王弼，他们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 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①。“以无为本”是他们理论的核心，所以又被称为“贵无”说。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是宇宙本体的称谓，是哲学的最高层次。因为本体无名无形，所以可以用“无”为名，但“无”不是空无，只是“混成无形”。“无”不但生成万物，使之完善，而且是万物存在的根据，又存在于每个具体事物中。王弼认为，天下万物虽贵，皆因“以无为用”；舍去以无为用，就不再是完善的了。王弼还提出“道法自然”的著名命题，他把天下万事万物的天然状态称为自然，“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②。法自然，即以自然为法，又顺应自然。贵无说的哲学本体论和思辨的方法论，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然而，贵无说归根到底是为政治服务的。王弼提出理想的君主应当顺应自然而无为。他说：“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故心不乱而物性自然也”③。他认为无为本，有为末，但没有有也就不能体现无；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但名教出于自然，维护现行的统治秩序。他在著作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治国方略，构筑一个政治谋略体系。

正始之后，玄学的代表人物是魏晋之际的嵇康和阮籍。嵇康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主张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元气，提出形神互相依存的观点，又宣布以老、庄为师，“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①。阮籍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道，法自然而为化”②。他关于自然和道的概念与王弼所说已经不同。他又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他崇尚自然。嵇、阮在魏晋禅代之际，对司马氏打着名教的彭号篡权十分愤

② 《晋书·傅玄传》。

① 《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

② 《老子》25 章注。

③ 《老子》29 章注。

① 《嵇中散集》卷 5《声无哀乐论》。

② 《阮嗣宗集·达庄论》。

慨，遂“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为太阳”，讥刺所谓礼法君子是裤缝中的虱子，宣称要越名教而任自然。但为了避祸，阮籍等人发言玄远， 口不臧否人物；用酗酒和放荡不羁的行为，来渲泄自己的苦闷。

玄学发展到西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谈资。许多士族中人其实不懂玄学为何物，不过手执麈尾，口中雌黄，附庸风雅而已。史称王衍盛才美貌， 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屡居显职，后进之士，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③。其卑下者，更以无耻为放达，以肉麻为有趣，乃至脱衣服，露丑恶，偷酒

喝，挑逗女人，行同禽兽。无怪乎在西晋灭亡后，人们谴责玄学清谈误国！ 在一片玄虚声浪中，裴頠著《崇有论》，企图补偏救弊。他认为，万有

不是由“无”产生的，万有都是自生自长。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 故始生者，自生也。”“无”既不能生“有”，也不能养育“有”，变成“有”。因此，“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他又说：“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矣。”可见，他的崇有是为维护礼教服务的。

郭象是西晋中、后期集玄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他吸取了向秀关于万物自生自化的说法，也吸取了裴頠崇有论的观点，提出他的自生独化论。他说： “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①他认为物自生，物自造，独化于自然之境。他还融合名教与自然，以“明内圣外王之道”。他主张“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这当然是维护礼教、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理论。

东晋的玄学家在理论上已经无所建树，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终结，玄学从兴盛走向衰落，儒学重新获得生机，出现玄消儒长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