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道教

佛教在两汉之际就传入中原，直到魏晋以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使佛教乘虚而入，借助玄学去推行佛法；而玄学家也对佛教的“空”、“无”哲学发生兴趣，从中吸取营养。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佛教僧人原来都来自身毒（天竺的异译）或西域，汉人是不能出家为僧的。曹魏甘露（256—260）年间，朱士行成为第一个出家的汉人，西行于阗求经。此后，汉人为僧才逐渐多起来。东晋末，名僧佛图澄到洛阳，后来被石勒尊为“大和上”。释道安曾至邺城，师事佛图澄。释道安对佛教般若学很有研究，他认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无生有，有在无后。于是，他创立的一派被称为“本无宗”①。他还在佛经整理译注和戒律厘定起过重要的作用。

来自西域的鸠摩罗什是当时名闻遐迩的高僧，影响很大。后秦姚兴迎接

③ 《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

① 《庄子·齐物论》注。

① 《名僧传抄·昙济传》引。

他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他译出大量佛经，约 300 余卷，“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所祖习”②。由于对般若学说的理解不一，也由于中土僧人对佛经渴求，不少僧人开始走上西行求法的道路。法显，是他们中的代表。后秦时，法显从长安出发，经敦煌，渡流沙，逾葱岭，长途跋涉，以太阳辨别方向，以途中遗骨辨认道路，终于到达天竺。他克服种种困难，学习梵语梵文，抄写佛教经律，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经。历时 15 年，他才从海路回到祖国，译出所获经典百余万言，并且把自己的见闻写成《佛国记》一书。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翻译的佛经有 1000 多部，3437 卷。

道安的弟子慧远渡江而南，在庐山建寺，讲经论道，成为东晋佛门的一大宗师。他兼通经学、玄学，认为“内外之道，可合而明”，即儒、释、玄三家可以互相合作。鸠摩罗什的弟子有僧肇、道生、道融等名僧。僧肇著有

《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他对原来的佛教各宗派进行批判，建立了富于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体系。道生在江南宣讲涅槃佛性，提出“一阐提人（所谓断绝一切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说法③，又首创顿悟成佛理论，使“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由禅宗而下接宋明理学，此中虽然经过久长，然生公立此新义，实此变迁之大关键也”④。

南北朝时期，佛教因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南统和北统。南方佛教从依附于玄学发展起来，比较重视对佛教教义的探讨和阐发，偏重义理讲论成为南统的特点。然而，北方自西晋以后玄学的发展已经中断，北方佛教转而偏重于坐禅、“修福”、“行善”等具体活动，不尚空谈。南朝的权贵中有不少狂热的佛教信徒，他们与僧人过从甚密，讨论佛理，互相唱和。南朝统治者甚至亲自斋僧，主持法会，讲经说法。北朝统治者则不惜劳民伤财去开凿石窟，兴造规模浩大的石窟工程。

佛教在南北朝进入了鼎盛时代。刘宋有佛寺 1913 所，南齐有 2015 所，

萧梁有 2846 所，即便是疆域局促的陈朝，也仍有佛寺 1232 所，故唐诗云：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北朝的佛寺、僧尼远多于南朝，北魏末，仅洛阳一地就有佛寺 1367 所，全国有 1 万余所。东魏、北齐有寺 3

万余所，僧尼 300 万人。北周也有寺 1 万所，僧尼 100 万人。

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北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长安佛寺中私藏武器，遂禁断佛教，坑杀僧人。北周武帝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也采取灭佛措施，勒令僧尼还俗。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对传统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集中表现为和儒、道的斗争。作为一种宗教，佛教带来消极落后的影响；但是，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海外和西域的文化，如哲学、语文、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与佛教传播的同时，道教也在传播。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被禁止。张鲁投降曹操，五斗米道继续流传。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实行改造，提出以道为本，以儒为末，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迎合大族官僚的需要。从此，道教完全变成统治阶级的宗教，皇室、门阀士族中出现了许多道教信徒。东晋南朝的道教徒参照佛典，编了大量道经、戒律，如《上

② 《魏书·释老志》。

③ 《高僧传·竺道生传》。

④ 汤用彤《魏晋玄学渊源论稿》。

清真经》，南齐顾欢据此再编为《真迹经》，梁代陶弘景重编为《真诰》，在北朝，道士寇谦之也对道教进行改造，剔除可能被用于组织斗争的教义、仪式，增加礼度和服食修炼的内容。他还托言太上老君授予天师之位，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等道经，并献给北魏太武帝，深受赏识，因之改年号为“太平真君”。道教教理杂乱，哲学思想贫乏，既接受传统儒家思想，又移植佛教教理，模仿佛教寺院建立道观。但道教经书中也保存了不少道教史料和天文、医药、化学等科技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