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景之治

高皇后八年（前 180）九月，吕后死，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等谋作乱。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平定诸吕，接着，迎立刘邦中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后，谦虚慎己，励精图治，在他统治的 23 年间，很快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局面，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 畜积岁增，户口寝息”②，“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③的繁荣景象，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雄厚物质基础， 为汉武帝时期西汉盛世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汉文帝为广求贤才，改革了任官旧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量才任用。他“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帝爱其辞博，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①。汉文帝不仅选拔闻见的人才，还实行新的取士方法，以在更大范围内求选贤才。文帝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②这种取士方法开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

汉文帝即位后，多次下诏，劝民归农。文帝二年诏：“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十二年诏曰：“导民之路，在于务农。”次年又诏： “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③汉文帝还恢复了天子“籍田”劝农制度，于每年春耕开始举行“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的籍田仪式，用以“导民”，“劝农”，引起全社会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又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如：令地方官吏务必“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郡国务劝农桑”，对劝农成绩坏者给以处罚；在基层政权机构内，按一定户口数量比例推举努力生产的人任“力田”官，具体指导农业生产；给缺乏种子口粮的贫民“贷种、食”，对其中确有困难而不能按期偿还者，“皆赦之”，遇到自然灾害则“发仓庾以赈民”。④

汉文帝还吸取秦朝因“赋敛无节，徭役过度”而亡的教训，在汉初“十五税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减省田租。文帝二年（前 178），下诏免除天下田租之半，次年又下诏免除晋阳（今山西太原）和中都民众三年的赋税。文帝十二年又规定只收当年租税的一半。十三年又再次下诏“除田之税”。⑤ 向人民征收的算赋也由每人 120 钱减为“民赋四十”⑥。在征徭役方面，汉文帝曾“减外徭”，①又将原来成年男子一年服一次徭役改为三年一次，即“丁男三年而一事”②。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如“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

② 《汉书·刑法志》。

③ 《资治通鉴》卷 15。

① 《汉书·文帝纪》。

② 《资治通鉴》卷 13。

③ 《汉书·文帝纪》。

④ 《汉书·文帝纪》。

⑤ 《汉书·文帝纪》。

⑥ 《汉书·贾捐之传》。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汉书·贾捐之传》。

二算不事”③。为了减轻戍边之役给内地人民带来的压力，汉文帝又采纳晁错的建议，改变了戍边的办法，“选常居（边塞）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 再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 如果仍不足，也不是强摊，而是“募民之欲往者”，并且“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④。这种既安边又减少农民徭役的办法的实行，取得一定的效果，到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⑤，一度解除了内地农民长期背井离乡戍守边防的痛苦。汉文帝还实行抑奢尚俭的政策。他改革宫廷制度，认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而罢免朝仪。

汉文帝即位后即对刑法进行改革，以进一步完善封建法制。首先废除了“诽谤妖言法”。这与他广开言路，“通治道”选拔人才的措施是紧密相关的。与此同时，又下令“尽除收孥相坐法”。他说：“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奴，朕甚弗取”⑥。废除这一苛法，对于放宽对劳动者统治的尺度，积蓄民力，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都起了很大作用。文帝十三年又下诏废除肉刑。

汉文帝改革法制的结果，出现了“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的局面⑦。拯救了不少无辜受害者，免除了很多冤案，赢得了民心，“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善⋯⋯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①。这对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是有重要作用的。

汉文帝时期在与南越和匈奴这两个边疆民族的关系上，存在着历史遗留没有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汉文帝非常重视处理好这些问题，并把它同实现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统治这一治国方针紧密联系起来。

南越与西汉的关系，在高祖、惠帝之时一直是友好的。但是，到高后时， 对南越禁关市，“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 另外，赵佗听说他父母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坟墓被毁，兄弟被戮，乃与西汉决裂。高后五年（前 183），赵佗自称南武帝，开始发兵攻长沙。从此， 越汉交战不解。文帝即位之初，赵佗依然“发兵于边，为寇不止”②。面对南疆如此严峻的形势，汉文帝一反高后以武力相争的政策，而采取重修旧好的民族和睦政策。

汉文帝根据赵佗转给隆虑侯周灶的书信，洞察其有谋求结束战争的愿望，于是抓住时机，对赵佗提出的“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的要求进行落实，“为佗亲家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昆弟尊厚赐宠之”③。然后，派高祖时曾出使过南越的陆贾再使南越，并赐赵佗书。赐书主动承担了“和辑”关系破裂的历史责任，“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对赵佗“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的要求作了明确答复，以消除其积怨。赐书接着晓之以义，谴责了不利于越汉两

③ 《汉书·贾捐之传》。

④ 《汉书·晁错传》。

⑤ 《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⑥ 《汉书·文帝纪》。

⑦ 《汉书·刑法志》。

① 《汉书·贾山传》。

② 《汉书·南粤传》。

③ 《汉书·南粤传》。

族人民利益的战争，“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十卒，伤良将史，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赐书表示，在越汉交界问题上，尊重历史，以高皇帝制定的“界长沙土”为准；承认南越王的自治权，“服岭以南，王自治之，”但必须取消帝制。赐书最后还表达了汉文帝“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的诚恳愿望。赵佗接到汉文帝这封申明大义， 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赐书，非常感动地说：“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 去帝制黄屋左纛”①。就这样，兵连不解的越汉衅端，仅凭一介之使和一尺之书就顺利地解决了，从而安定了南疆。

汉文帝时，匈奴势力更加强大。当时汉朝的军力、物力不足，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因此“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②。与此同时汉文帝又奉行积极防御的政策。他一方面采纳晁错募民实边，入粟塞下，屯田积谷，备战守边的建议，使大批徙民充实边塞，组成一支亦兵亦农的垦戍队伍，使边塞不毛之地得到开发，边防得到巩固。另一方面对于来犯的匈奴采取防御反击，逐匈奴出边而不追杀的军事原则。汉文帝统治时期， 匈奴几次大规模进犯，汉文帝都是“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百姓”③。每次都迫使匈奴不利而退，同时也体现了汉文帝对待匈奴的来犯击退，既退而不追的政策。

文帝即位后，同姓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诏”，时刻想举兵夺取皇位。文帝三年（前 177），济北王刘兴居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 53 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封国势力之间的尖锐矛盾，贾谊给文帝上了《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④的主张。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景帝前元三年（前 154） 举兵叛乱。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掉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去吴国劝刘濞退兵。但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扬言：“我已为东帝。” 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周亚夫采用重兵坚守，用轻兵断绝吴楚粮道策略， 使吴楚军不能持久作战。下邑（今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①。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被东瓯杀死。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

① 《汉书·南粤传》。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史记·孝文本纪》。

④ 《汉书·贾谊传》。

① 《汉书·荆燕吴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