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

第一章 漫长的远古时代第一节 叙 说

中国古代历史中的远古时代即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史前社会阶段。

据科学家推算,地球的形成至今已有 46 亿年以上,最原始的生物出现在

地球上,距今已有 33 亿年之久。按照地质年代划分,距今 33 亿年到距今 25

亿年之间是太古代,其后的近 20 亿年是元古代。各种细胞藻类、无脊椎动物

以及爬行动物的趋于繁盛是在距今 6 亿年到 7 千万年之间的古生代和中生

代。从 7 千万年前开始直到今天的新生代,是哺乳类动物和人类繁衍的时代。

地质年代分类的“代”之下有“纪”和“世”两个层次。距今 7 千万年到 300 百万年之间是地质年代的第三纪,其中有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中新世、上新世等五个阶段。距今 7 千万年到 4 千万年的古新世和始新世是灵长类动

物出现和发展分化的时代。古猿类出现在距今 4 千万年到 2500 万年之间的渐

新世。距今 2500 万年到距今 300 万年之间的中新世和上新世,是古猿向人逐

渐演化的时期。从 300 万年前开始的地质年代上的第四纪,是作为万物之灵

的人类的时代。第四纪的更新世从距今 300 万年到 1 万年,是原始人向现代

人演化的阶段。更新世之后的全新世从距今 1 万年左右开始,人类在这个时代阔步走上历史舞台,演出了地球上最雄伟壮观的一幕。

我国远古人类活动的地理环境是经过漫长时代演变才形成的。从地质学上的太古代以来,我国地壳就处在北方相对稳定、南方变动频繁的状态。在元古代,北方有晋陕古陆、内蒙古陆、鲁西古陆、胶东古陆、淮阳古陆等, 南方则仅有扬子地块。除了这些古陆和地块以外,当时的大郡分地区还被浅海覆盖。后来,经过多次地壳变动,才逐渐形成了华北古陆和扬子古陆这两个较大面积的陆地,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的基本轮廓。到了中生代,华北和华南地区逐渐连成一片完整的陆地,海浸地区缩小。当时的地壳变动,不仅有沧海桑田般的缓慢发展,而且有急剧猛烈的迅速变化,假若借用《诗经·十月之交》篇的语言来形容其情况,那便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 深谷为陵”。在新生代,我国西部地区迅速升高,青藏高原横空出世,成为世界屋脊。与此同时,因西高东低而形成的百川汇海的壮观局面也已经出现。一般认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新生代第四纪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不仅使我国西部地区强烈隆起,而且使周围大范围内的气候发生剧变。寒冷气候的出现摧毁了大片热带雨林,造就了开阔而干燥的疏林草原环境。原先栖息在温暖而且果实丰富的森林中的古猿,被迫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逐渐由“攀树的猿”向“正在形成中的人”1转化。据研究,在发现元谋猿人化石的地层中亚热带孢子花粉从底层向上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还出现了松、杉、桦等比较耐寒的新成分,这反映了当时气候变冷的趋向。在发现大量石器的山西西侯度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地层中现有20 多种动物化石,其中大多数是适应干冷气候的草原动物,说明这一带在有人类活动的时期已是疏林草原环境。

1 ①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将从猿到人的发展过程分为“攀树的猿”—— “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这样几个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第 508—

—520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生活在中新世和上新世之际的古猿,一般认为是现代猿类和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人类学家又称之为“人猿超科”。它的一些属、种逐渐向人的方向发展,最后超出猿科的界限,而转向人科。古猿阶段化石的主要代表之一是距今 1400 万年到 800 万年之间的腊玛古猿。①这种类型古猿的化石分布得比较广,除了我国以外,还在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希腊、匈牙利、肯尼亚等国家有所发现,但化石资料以我国云南禄丰最为重要和丰富。从 70

年代中期以来,所发现的禄丰腊玛古猿的化石有颅骨 3 个、下颌骨 5 个、头

骨碎片 23 片、古猿牙齿 600 多枚、指骨 2 根。和腊玛古猿共生的有多种动物,

其中哺乳类动物就有 30 多种。根据地层和共生的动物群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推测当时腊玛古猿的生活环境是亚热带湖泊、沼泽边缘以及林间草地。80 年代中期,在云南元谋也发现了腊玛古猿和介于腊玛古猿与早期直立人之间的古猿化石。许多材料表明,腊玛古猿可能是同类型古猿系统中时代较晚并且很接近早期人类的一种类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比它和人更接近的同时期的猿化石。关于人类起源的地点,恩格斯曾经推测,“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 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②古人类学家根据腊玛古猿的材料,多认为人类的起源地以“亚洲南部更可信”①,特别是禄丰腊玛古猿丰富资料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亚洲说提供了新的论证”②。由于我国云南一带相继发现了森林古猿、腊玛古猿以至早期人类的宝贵而丰富的化石资料,由于这个地区受到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直接影响,在几千万年以前为猿类提供了向人进化的客观环境,所以说我国应当是人类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

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猿分离的时间在距今 500 万年左右。从世界范围看,这个时期的化石资料尚无发现。现在所见到的最早人科成员化石是南方古猿阿法种。

南方古猿阿法种的后裔发展到距今 250 万年左右,逐渐向两个分支发展。一个分支发展成为东非能人,另一个分支发展成为南猿非洲种。这后一个分支演变为粗壮种并趋于灭绝。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非洲东部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一带发现不少古人类化石和石器,其所代表的人类被称为“能人”。70 年代初期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畔发现编号为 1470 的东非能人头骨,其生

活的时代距今约 200 万年左右。此外,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也发现有能人的化石。石器的发现表明能人已经制造工具。能人在体质方面的重要特点是脑容量有较多增加,1470 号头骨的脑容量已达 775 毫升,头骨颅内总体形态和人相似,可能已经有了语言的能力。被称为“奥杜韦文化”的东非能人石器文化,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最早阶段,当时的人已经开始了社会群体生活。

继“能人”之后的远古人类称为“直立人”。直立人的分布区域已经遍布亚洲、非洲和欧洲。70 年代中期,在东非发现一个相当完整的直立人头骨,

① 1932 年美国耶鲁大学的一支古生物考察队在喜玛拉雅山南麓发现一块带有 6 枚牙齿的上颌骨化石,后来被定名为短吻腊玛古猿。不少研究者认为腊玛古猿应并入西瓦古猿属。我国禄丰的材料归入“禄丰古猿属”。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下册,第 508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①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第 218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 4 页,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其脑容量为 850 毫升。80 年代初,在肯尼亚西北部的纳里奥科托姆发现一具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意义的少年男性直立人骨架,包括颅骨、下颌骨、脊椎骨、股骨等 70 余件。在亚洲,以我国的发现最为丰富,例如元谋猿人、北京猿人、蓝田猿人、和县猿人等,都在科学研究上有极重要阶值。在亚洲除了我国以外,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发现的印尼的瓜哇猿人也很出名。在欧洲,直立人的材料以希腊和法国居多,匈牙利和德国也有发现。火的使用是直立人文化发展的重大突破。我国山西芮城西侯度经古地磁法鉴定距今 180 万年的地层中,发现有用火烧过的鹿角、马牙等物,被认为是人类用火的最早物证。肯尼亚的切斯旺贾发现有 140 万年前人类用火的证据。这方面材料最为丰富的是北京猿人遗址厚达数米的灰烬层。欧洲直立人使用的石器多为手斧形, 其大小一般如手掌,左右对称,刃缘平直,比能人所经常使用的以砾石制造的砍砸器有不少进步。

距今 20—10 万年之间,直立人向智人发展。上个世纪 50 年代在德国杜

塞尔多夫附近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是早期智人的代表之一,其脑容量已达 1400 毫升以上,但是前额低斜,眉脊突出,全身骨骼特别粗壮,还带有许多原始性质。庞大而笨重的尼安德特人,在向晚期智人发展的时候突然销声匿迹, 这其间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晚期智人的形成一般认为是距今 4 万年以前的

事情。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在法国维泽尔河流域的克罗马农山洞发现有晚期智

人的化石材料。克罗马农人身材魁梧,脑容量达 1600 多毫升,能够创制大幅岩洞壁画,其发展水平可以作为欧洲晚期智人的代表。晚期智人的分布已经遍布亚、非、欧、美、澳五大洲。我国晚期智人的材料丰富而且重要,历来为世所重。在晚期智人阶段,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所以各地人类遗传造成了肤色、毛发、鼻唇等的体质和面貌的差别,逐渐形成了黄、白、黑、棕等几大人种。在晚期智人后期,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社会面貌日新月异, 远古时代遂告结束。

远古时代即社会发展史上的原始社会。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原始社会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大的阶段。

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绝大部分时间都可以归入旧石器时代的范畴。就世界范围看,处于能人阶段的奥杜韦文化可以说是早期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打制的砍砸器占奥杜韦文化石器的一半以上。比这种砍砸器进步的石制手斧普遍发现于亚洲、非洲、欧洲各地。一般的手斧具有较长的中轴线和对称的两个曲边,有比较整齐的刃缘,呈扁桃形,反映了石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石斧文化绵延的时间很长,几乎与直立人相始终。我国蓝田猿人、北京猿人的大量石器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早期智人阶段相合。这个时期的石器很少有石斧出现,而以用石片制作的刮削器和三角形的尖状器为主。在考古学上,这种石器文化以最早发现地——法国的莫斯特——来命名, 称为莫斯特文化。在欧洲,尼安德特人是莫斯特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尼安德特人已经有墓葬习俗。本世纪初在法国的拉·费纳西山洞首先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墓葬,表明这座山洞可能是当时的专门墓地。在匈牙利的塔塔发现有随葬的雕成舌形椭圆状的猛犸象牙板,表面光润,可能是当时人的护身符。考古发现的我国旧石器中期文化也相当丰富,如大荔文化、许家窑文化、鸽子洞文化等都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大约延续了二、三万年,在欧洲一般以时间先后为序划分为佩里戈尔期、奥瑞纳期、格拉韦特期、梭鲁特期、马格德林期等五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石器以石叶工具占主

要地位,此外还有骨器和木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地发现不少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德国的沃吉尔海德发现有奥瑞纳文化时期的用猛犸象牙雕成的野马像。在马格德林文化期,欧洲出现了许多洞穴壁画,仅法国就有 70 多处。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分布得很广,如峙峪文化、小南海文化、山顶洞文化、水洞沟文化、纹川文化等都有重要而丰富的遗存,就连西藏、台湾、贵州、云南等地区也有不少发现。据统计,我国南方地区所发现的旧石器晚明遗址就有 100 多处。

从距今大约 1 万年左右开始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①原始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最突出、最重要的特征,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流行、原始畜业的出现等,也具有重要影响。地处欧、亚、非三洲交汇点的西亚地区农业发展得比较早。约旦河谷的耶利哥和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都曾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典型农业村落。我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起源的时间和西亚地区约略相同。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粟类、稻谷堆积和石制、骨制农具的大量发现,对于新石器时代农业情况的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新石器时代,金属的使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土耳其中部安那托利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发现有距今五六千年的铅制饰物、铜珠、铜矿渣等。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有许多使用金属的物证,特别是西部地区更为典型。有些专家把新石器时代后期称为“铜石并用时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演进,文明的曙光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显露。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墨西哥、秘鲁等都是文明出现较早的地区,其中,远古文明没有间断地延续至今的仅有我们中国。我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 7000 多处。这些遗址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不同的文化区域,各种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促进和加速了各个地区社会的发展。

就社会组织情况看,在人类的童年,开始还没有系统的社会组织机构, 当时还只有松散的原始人群,婚姻形式还是乱婚杂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的思维水平的提高,婚姻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由原来没有任何限制的杂交,排除了祖先与子孙、父母与子女的婚姻,变成按辈份通婚。人类社会逐渐发展到血缘家庭公社时期。在人类体质、智慧和劳动技能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氏族公社逐渐代替家庭血缘公社,成为社会主要组织形式。可能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随着族外群婚的发展,氏族制度逐渐萌芽。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氏族聚落在河谷和平原地区普遍出现。氏族制度的繁荣是在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有村落遗址发现。有些村落的人口,据估计可有数百人,多者可达上千人。新石器时代中期,由于氏族间联系的加强, 部落和部落联盟开始出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许多发达地区往往出现国家的雏形。考古发掘已经找到不少最初的城堡,这些城堡对于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很有意义,“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

①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在新、旧石器时代中间有一个“中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打制的细石器和弓箭。中石器时代在欧洲延续了五六千年之久,直到原始农业出现才告结束。但是,大部分专家认为, 从世界范围看,很难把它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大的阶段。这是因为除了欧洲以外,其它地区的相关材料很少发现,并且所谓的中石器时代并没有多少特征可言,所以说与其单列一个阶段,倒不如将其划分在新、旧石器时代来论述更恰当

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耸入文明时代”①。

19 世纪美国的杰出学者摩尔根曾经依据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将人类社会的演进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代,并将蒙昧、野蛮两个时代分别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时期。他认为高级野蛮社会临近结束时,“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到了这个时候,文明也就开始了”②。摩尔根的许多观点曾被马克思、恩格斯所称赞。所谓蒙昧时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前期, 亦即旧石器时代;所谓野蛮时代则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亦即新石器时代。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摩尔根说这一阶段始于铁器制造,是就欧洲情况而言的,我国的情况并不如此。我国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是从人们初步制造和使用铜器开始的。关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恩格斯说, “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①。我国有丰富的古史传说,黄帝、炎帝、颛顼、帝喾、蚩尤、尧、舜、禹等,已经不是无名氏, 而是赫然有名、彪炳史册的历史巨人,有些还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重要人物。

我国的考古事业发展很快,不断有远古时代各个阶段的资料涌现。简要刊布这些考古资料的主要有《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专业杂志。详细发表各种相关资料的专著主要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青海柳湾》、《西安半坡》、《大汶口》、《宝鸡北首岭》、《姜寨》、《元君庙仰韶墓地》、

《淅川下王岗》、《邹县野店》、《胶县三里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和《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考古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是关于考古资料的综述汇编,颇便参考。记载古史传说较多的文献有《山海经》、《尚书》、

《大戴礼记》、《史记》等书的部分篇章。专家们的主要论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

(文物出版社,1984)、《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等。由于新的考古材料层出不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所以关于我国远古时代的历史研究一定会有更大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第 160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 11 页,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第 159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