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艺复兴时期化学教育

文艺复兴前期，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一方面因为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搜集、挖掘和翻译工作的重点是古希腊-罗马著作的文学艺术和伦理道德部分（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等著作已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并在 13 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因而人文主义思潮对化学和自然科学及其教育的影响自然不及对人文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许是学者们需要对已拥有的各种科学资料进行长期的分析研究、消化吸收后，才能进行新的创造和发明。

当时日益增多的炼金术手稿纷至沓来，大部分手稿不过是重述前人的观点，无论是炼金术理论还是实际操作从不越雷池一步，化学似乎已陷入死气沉沉的境地。特别是炼金术的神秘主义和隐喻色彩日益严重，还出现了不少江湖骗子，以致炼金术在官方眼里再次变得声名狼藉，教皇约翰二十二世

（John X XⅡ，？—1334）颁布了取缔炼金术的敕令，僧俗各界权威人士纷纷谴责炼金术，但丁（Dante，1265—1321）也在《神曲》中把炼金术士贬入了地狱第八层。因此，化学在 14—15 世纪几乎没什么成就，化学教育不但没有什么长进，反而比前一个时期有所衰落，无论是化学教育的内容、形式， 还是规模和影响等方面均无例外。

文艺复兴的风暴吹到了学校教育领域，14—15 世纪在意大利表现尤为突出。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佩脱拉克（Petrach，1304—1374）对当时大学中所存在的严重的保守主义十分不满，称它们是“黑暗愚昧的巢穴”。人文主义者为此新建了一些大学，如比萨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等。但是，大学始终没有成为人文主义新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的大学教育总的来说具有保守的倾向。14—15 世纪的教育改革并没有使得大学科学教育有什么新的起色。事实上，这两个世纪的教育改革是面向初、中等教育的。15 世纪意大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城市都建立起一个或几个私立学园，以教授古希腊—罗马著作为宗旨，同时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所拉丁学校。这个时期以学习古典著作为宗旨的学校教育的发展得益于 15 世纪意大利各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几所颇具规模的图书馆的相继建立，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图书馆、乌尔比诺的达克图书馆和著名的梵蒂冈图书馆。另外，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在 15 世纪传入欧洲，这不仅对当时的学校教育，而且对以后几个世纪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从教育内容看，14—15 世纪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显然是反科学的①，因为课程设置明显地存在排斥自然科学学科的倾向。

进入 16 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刺激了海洋贸易的发展，海洋国家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战争，因此需要矿业、金属品制造业、火药制造业和造船航海业等的发展。各国国王或宫廷君主为了自身利益，对当时已不再依靠教会的新人文主义者和科学家予以惠顾，因为科学已成为命运攸关而又最有利润的事业——贸易和战争所必需的了。各门科学由此一改前两个世纪的面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基础比较雄厚的古老学科尤其兴旺发达，解剖学方面出现了维萨留斯（Vesalius，1514—1564），天文学方面出现了哥白尼。这些科学伟人的著作一问世就被一个新的凡人社会所接受，而整个社会也开

① E.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

始学会用冷静、客观的眼光来对待自己所处的世界。

16 世纪的化学虽不像其他科学领域那样进展神速，但毕竟也以种种方式取得了一些重大进步，特别是在工艺化学方面涌现出大批有关书籍。事实上， 在 15 世纪已表现出这样的迹象，如以格伯名字为作者出版的《金属完善研究》等著作；鲁庇西萨的约翰（John of Rupescissa）在医药方面应用了炼金术的各种见解，因此有学者认为他是医药化学的创始人。到 16 世纪，这种工艺化学成为化学发展的主流。然而，它与早期实用化学的发展有所不同。这个时期学者们第一次对工匠和商人们的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兴趣，工匠阶层的地位有所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技艺已不是由奴隶而是由自由人来掌握， 无论赚钱还是花钱都离不开他们，如制陶、玻璃、金属冶炼和成品加工等行业。另一方面，也许是学者们对古代权威的背弃，因为在这之前，绝大部分自然研究完全排斥工匠们的参与，中世纪大学里的学者们钻进旧纸堆里附和古人之言，很少离开他们的图书馆和研究室。16 世纪工匠与学者的结合，尤其是学者注重化学工匠的工作促进了 16 世纪工艺化学的发展。这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炼金术的发展道路，因为这个时期的工艺化学主要是作为采矿、冶金和医药等专业的附庸而获得生存与发展的。

冶金化学和矿物化学进步的重要代表著作是意大利人毕林古乔

（Biringuccio，1480—1539）的《烟火术》（1540 年）和德国人阿格里柯拉（Agri-cola，1494—1555）的《论金属》（1556 年）。毕林古乔作为一位实用冶金学家，用意大利文而不是用通行的学术语言拉丁文写下了涉及冶金学各个领域的最早一本冶金学著作。它主要依据作者本人的观察和经验， 并表现出明显的定量思想，这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才发展起来的。学识渊博的阿格里柯拉本是一名矿山医生，但拥有几处最有利润的矿山股份，他的大半生都在监督采矿作业，故能写下反映德国矿冶技术实际过程及化学物品制备方法的《论金属》而影响后世。阿格里柯拉的著作反映出 16 世纪的科学中心已从意大利开始转向欧洲北方其他国家。这些工艺化学著作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们第一次记下有实践经验的工匠的某些观测资料，代表了欧洲 16 世纪工艺学上最重要的进步。从化学教育角度看，这些工艺化学著作的产生完善了传统的实用化学教育形式，一方面使学者更多地参与到实用化学教育的行列中，提高了实用化学教育的学术价值和水平，并有可能将实用化学教育引向学校。另一方面，工匠们可以通过这些既具有相当学术性又朴实易懂的著作来传授和学习实用化学技艺，大大强化了实用化学教育的手段，克服了在这之前实用化学教育的很多局限性。例如学者写的书往往脱离实际，又常常晦涩难懂，没有多少参考价值，而有些工匠写的书则太过于实用化、简单、零散，大多是言不尽意，降低了阅读价值，难以达到促进化学教育水平提高的目的。可喜的是，16 世纪一些从事实际操作的矿工所写下的工艺化学著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性。

尽管 14—15 世纪的人们已普遍对炼金术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但这仿佛

并未妨碍炼金术在 16 世纪的传播和流行。冶金化学和矿物化学似乎开始远离充满神秘色彩的炼金术，而这个时期兴起的医药化学却与炼金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历史上，化学与医药学总是存在程度不同的联系。例如在阿拉伯炼金术时期，拉茨和阿维森那就既从医又懂炼金术，13 世纪的罗吉尔·培根提出可通过化学过程来配制药品，后来的约翰又把医药学与炼金术联系在一起。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把化学和医药学真正结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直到

16 世纪，这个目标才得以实现。其主要奠基人是瑞士的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1493—1541）。他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和所生活的矿区受到医学、炼金术、冶金学、矿物学等方面的熏陶和训练，年轻时获得大学医学学位，从此开始了大半生在欧洲四处游历的生活。其中访问过许多大学，并曾在德国巴塞尔任医学教授。他在文艺复兴运动高涨的背景下所接受的医学和化学的混合教育，使他对这两门学科必然会有所作为。他力主改革医学，反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盖伦（Claudius Galen，129—199）医学理论。他第一次在大学讲课时，就当众焚烧了盖伦和阿维森那的著作，并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讲授，以表他对大学里传统医学课程的不满和进行改革的决心，并从此开始了在大学圈里与对立派的论战。他主张的医学改革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注重通过化学药物来治疗疾病，并运用炼金术来制取药品。因此就化学来讲， 帕拉塞尔苏斯认为，炼金术一词具有比过去广泛得多的含义，它可以表示加工天然原料使之适合新要求的任何过程。他对大宇宙和小宇宙彼此相似的理论坚信不疑，认为人体的消化过程也是一种炼金过程，炼金术的首要目的是制取药物以使患病的机体恢复平衡。在理论化学方面，他在传统的硫—汞学说基础上，又提出了组成金属的第三种成分“盐”。帕拉塞尔苏斯做出的诸多贡献，大有改变化学和医学及其教育发展方向之势。

帕拉塞尔苏斯一方面注重医药化学实践，寻求从自然和普通人那里而不是书本里获取各种知识的技巧。正如他说：“必须时时向老人、向被称为吉普赛的鞑靼人、向四处游历的巫士、向古老的农谚、向其他许多经常被瞧不起的人求教。从他们那里，能学到所需要的知识，因为这些人对这类事情的认识要比任何高等学府高明得多。”①另一方面，帕拉塞尔苏斯又以宗教般的虔诚来谈论传统的巫术（包括魔术、幻术、炼金术、占星术和其他用神秘的、不可解释的手段做出的事情），并将它们与自然相提并论。由于帕拉塞尔苏斯著作行文晦涩，充满玄奥又难解的议论和矛盾，再加上他性格粗暴，到处树敌，难以适应大学以及学术圈里的气氛，以致他的大部分著作在生前都未能印行问世，他也未能对当时的化学和医学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有效的影响。

然而，在帕拉塞尔苏斯去世后约 20 年，他的著作开始从出版商那里潮水般汹涌而出，并立即赢得大量读者的赞赏，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帕拉塞尔苏斯学派，使医药化学及其教育的发展对 16—17 世纪或更后时期的化学、医学甚至整个自然科学及其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把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看做是与文艺复兴的文学人文主义传统相平行的一种文艺复兴的赫尔墨斯人文主义传统①。这种人文主义倾向以及赫尔墨斯教派的巫术的和炼金术的倾向，都深深地结合进了该时期的科学中。这种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影响从后世的牛顿

（I.Newton，1642—1727）深深卷入炼金术的研究可略见一斑。

帕拉塞尔苏斯的医药化学观首先是针对大学的传统医学课程改革提出来的。医学是中世纪大学里唯一直接与自然科学发生联系的学科，相对其他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医学课程就显得完善得多。但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认为， 以亚里士多德、盖伦和阿维森那的医学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医学课程因循守

① E.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 1988 年版，第 15—16 页。

① E.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6 页。

旧，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认定，那些坚持传统医学课程的大学行将灭亡，无可救药，因为它们对古人亦步亦趋，缺乏创造性，认为应取代旧传统的是全新的医药化学理论，这一理论是对自然作出新理解的基础，是一门实证学科，其范围极其广阔。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把这门医药化学学科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然而，正是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通过医学课程把化学学科引进了大学课堂，并作为大学里的基础知识来传授。就此而言，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对化学教育的贡献可谓功盖天地。因为在化学教育的历史上，无论是学者致力于理论化学教育，还是工匠致力于实用化学教育，或炼金术士致力于二者的统一，尽管使化学教育不断有所进步，但始终未能真正把系统化学教育领入学校之门。只是随着医药化学的产生，特别是帕拉塞尔苏斯主义者的极力倡导，化学伴随着医学，才正式登入学校的大雅之堂。

帕拉塞尔苏斯主义反传统的另一表现是反对教师用传统的拉丁语讲课， 而代之以本土语言。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大学里的授课语言逐渐由拉丁语转而用各国本土语言，如德语、意大利语、英语等。

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主张的这些改革必然遭到大学传统保守势力的反对， 为此在大学里出现了激烈的论战。直至 17 世纪，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盖伦主义之间日益趋向两极对立，但在一些实际的做法上二者又达成了一些妥协。如 1618 年，伦敦皇家医学院出版的官方药典在传统的盖伦医学上花了大量篇幅，而同时有几部分留给了新的化学配制的药物。

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医药化学家企图维持化学作为新的自然哲学的基础地位，但舍弃它的最富有神秘色彩、最少实用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李巴尤斯（Andreas Libavius，1540—1616）， 他既担任过中学教师，又当过医生，且精通化学。他基本赞同帕拉塞尔苏斯的见解，认为化学是医学的唯一基础，并因此而位居一切科学之首。作为一位医药化学家，他又不是帕拉塞尔苏斯的盲目追随者，他并不愿看到亚里士多德和盖伦的著作在市场上无人问津或遭焚毁。作为一位化学教育家，他写出了化学教育史上第一本真正的化学教科书《炼金术》（Alchemia），并于1597 年出版。该书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化学教科书。它力图只用一卷篇幅， 将今天称之为化学的各个学科的全部要点包罗无遗，而当时这些材料全部分散在炼金术、制药学、冶金学以及各相近学科的有关文献中。他和帕拉塞尔苏斯一样，用炼金术一词概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化学的全部含义，给炼金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炼金术是通过从混合物中析出实体的方法来制造特效药物和提炼纯净精华的一门技术。他把炼金术划分为操作方法和化学物质的化合两大部分。他提出了化学各学科的分类方法。在实用化学方面，于 1611—

1613 年间发表了论述工艺化学的《工艺大全》一书。他还设计过一所实验室的建筑详图。李巴尤斯宁肯放弃理论，也要强调实用，这在使化学成为值得人们独立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方面起了推动作用。总之，李巴尤斯是化学教育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可说是对 16 世纪化学精神的全面总结。

进入 17 世纪，实用化学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医药化学家重视化学药物的思想继续推动人们去研究各种化学反应。但从事化学活动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对化学感兴趣的大都是医生，随着研究者有增无减，药剂师也开始进行化学研究和撰写化学著作。他们特别适合于钻研这门学问，因为他们经营实验室，并从事大量医用化学药品的制备工作。药剂师拥有丰富的实践知

识，对化学进步起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后的 200 年间，药剂师或受过制药训练的人，在化学上做出了很多重大发现，这一情况在欧洲大陆上尤为明显， 即在这一时期很多杰出的化学家就是在制药房中培养出来的，其教育方式仍是师徒式的。然而，这种师徒式化学教育除了传统的实用性等特点外，已真正开始具有了学术性、专业性的特点。从 17 世纪开始，制药房已成为培养今后两个世纪化学专业工作者的场所，成为未来化学家成长的摇篮。尽管这些药房学徒的初衷往往并不是出于对化学的兴趣，而是出于一种谋生的职业选择，不自觉地走上了从事化学研究的道路。在 17 世纪初，甚至有些药剂师公

开讲授化学，如法国药剂师贝奎恩（JeanBequin，约卒于 1620 年）在 1604 年左右就公开讲授化学，1610 年出版的《化学入门》一书风行一时，再版多次。他在该书中分别指出了物理学家、医学家和化学家在自然观上的不同之处，这表明化学家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地位。

相比 16 世纪，17 世纪上半叶的化学理论有所发展，其中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最好的化学家是比利时的范·赫尔蒙脱（J.B.van Helmont，1579— 1644）。作为一位医药化学家，他是从炼金术到近代化学的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深受帕拉塞尔苏斯思想的影响。他提出新的元素理论，阐述酵素学说，开创气体研究的先河，注重定量实验，自觉运用了质量守恒原理。然而，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大学教育不满，拒绝了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 认为大学的学位只不过是徒有虚名，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他阅读盖伦和阿维森那等人的著作，但他后来说，他从这些著作中“记录下来所有的仿佛是确定的、无可争辩的材料，但当我重读我的笔记时，我惊恐地发现，我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花费掉的几年时间全都白费了。”①为此他大半生遁世隐居，专门搞化学实验，自称是“用火操作的哲学家”。

范·赫尔蒙脱对因袭守旧的大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力主改革大学教育，他认为“为了建立新的自然哲学的学术原则，必须摧毁整个古代的自然哲学”。针对亚里士多德学派对自然的描述和解释，他说：“应该让大学了解，通过论证得来的数学规则或学问同自然并不相符合，因为人并不量度自然，而大学却这么干。”范·赫尔蒙脱为此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还被宗教裁判所审讯和关押，致使他的富有改革思想的全集《医药起源》在他死后第四年才发表。然而，他的化学思想一问世便受到世人的关注，到 1707 年，

《医药起源》已用 5 种文字印行了 12 次。著名英国化学家波义耳（R.Boyle， 1627—1691）总把他当成权威来援引，甚至连 I.牛顿也仔细阅读了范·赫尔蒙脱的著作，并对其做了大量的注解。范·赫尔蒙脱的高足，莱顿的医学教授德·拉·包埃（F.dela Boe，拉丁名字叫西尔维斯 Sylvius，1614—1672） 继承并发展了他的酵素学说，他还说服大学评议员为他建立一个实验室—— 这可说是第一个大学的化学实验室。

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不仅影响了化学和医学的发展，而且它是“一种建立一颗能够说明整个宇宙的物理新星的尝试”，②特别是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传统独立于机械论哲学而影响了这个时期的科学进步，为此引起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关注与参与，包括受这种倾向影响的 F.培根（Francis Bacon，1561

—1626）、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甚至还有伽利略（Galileo，

① J.R.柏廷顿著，胡作玄译：化学简史，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52 页。

② E.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 1988 年版，第 171 页。

1564—1642），而另外一些机械论者参加了责难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论战， 包括刻卜勒（J.Kepler，1571—1630）、梅森那（M.Mersenne，1588—1648） 和伽桑狄（P.Gassendi，1592—1655）等。帕拉塞尔苏斯主义传统占主流的化学及其引起的争论对这一时期的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此掀起的教育改革运动导致许多改革建议的提出。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或范·赫尔蒙脱学派的学者们确信，为了适应由于政治改良而产生的宗教改革，需要一种以对自然的观察为基础的高水平的教育，其中包括必须完全改换大学课程。因为直到 17 世纪中叶，大多数科学家的工作和医学研究都是在大学外进行的。如果说大学在科学发展中没有起作用未免夸大其词，但这一时期之前的科学机构和学者的地方性群体比传统大学的确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一结论确是十分贴切的。总之，化学家和机械论者都在寻求教育改革，但到17 世纪中叶，这两大阵营却把他们的立场看做是根本对立的，其中肯定是化学家对于激烈的改革更感兴趣，但二者的共同点是希望用新哲学来造福于人类和共和政体。

就欧洲 16 和 17 世纪上叶的学校普通教育来说，各国情况不大相同。尽

管 16 世纪前期意大利仍是人文主义中心，但它的教育则逐渐走向形式主义， 如教育只专注于古代文学的模仿，教学只重记忆，不重理解等。然而，尼德兰、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北方国家的人文主义教育，在 16 世纪则刚刚处于方兴未艾之时，文艺复兴之花竞相争艳于这些国家。但相比意大利着重于解放思想，发展个性、重视智力培养、向往人的能力的高度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 北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更着重于道德和宗教教育。这个时期，北方人文主义教育最大的贡献在于，在学校组织管理以及学校制度方面创造了十分可贵的经验，先进的教学形式在学校中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推广。如尼德兰（包括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的代文特文法学校是班级授课制之滥觞，法国圭阳高等学校所完善的辩论教学方法为全国各著名学校所接受。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为在大学里能教授巴黎大学神学院所不能容忍的人文学，而在 1530 年建立了皇家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事实上，

在 17 世纪上半叶，不少药剂师在皇家学院公开讲授化学，这些药剂师包括达维逊（Davison）、戴·克拉夫（deClave）、勒·费维里（Le Fevre）和格拉塞尔（C.Glaser，1628—1673）等。在英国，最初传授新科学的并不是传统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而是根据格列善（T.Gresham，1519—1579）的遗嘱于1579 年创建的格列善学院。作为巨商，格列善充当了英王的财政代理人，创

办了皇家交易所。他是商人资本和新科学联合的化身。在格列善学院的 7 位教授中，有两位是受聘教授自然科学的。有一个世纪以上，格列善学院成为英格兰的科学中心，并成为后来皇家学会的会址。在中等教育方面，伦敦 16

世纪创办了 3 所大规模的文法学校。它们分别是圣保罗、威斯敏斯特和泰罗， 其中以圣保罗最著名。它的新型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及入学条件成为英国其他文法学校效仿的典范。这类文法学校常被称做“公学”，实际上它们大多是靠私人捐款设立的。16 世纪中叶后，英国著名的公学还包括曼彻斯特、伊顿、哈罗等。17—19 世纪的许多英国著名化学家就是在这些学校接受中等教育的。

16—17 世纪德国教育的发展是与宗教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ain Luther，1483—1546）从 1508 年开始就在德国维登堡大学任教，因此他同时是一位教育家。他认为不仅教会需要教育，世俗

政权也需要教育。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因为只有学校才能培养大量所需人才。路德还在历史上首次提出普及义务教育。他提出不脱离劳动地学习的主张，并建议把建立图书馆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工作来做，以使有书可读， 有书可存。路德在教育工作方面的重要助手梅兰克顿（P.Melanchton，1497

—1560）在维登堡大学任教达 42 年之久，一生编写包括物理学在内的多种教

科书。他改组了海德堡大学，并在哥尼斯堡和耶拿组建了新的大学。他在 1527 年领导了最早的教育调查活动。德国教育家斯图谟（J.Sturm，1507—1589） 在斯特拉斯堡创立的文科中学一直是欧洲 16—20 世纪文科中学的范型，恰如英国的公学在英国教育中所占的地位。这个时期德国的邦立学校（或称地区学校）在德国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国最早建立起完整的学校制度是维登堡公国 1559 年发布的学制，它通过互相衔接的各级教育把青年从基础开始一直培养到具备教会和政府的职位所要求的文化程度。这种学制大体包括以下学校：（1）德语学校（免费开办的启蒙学校）；（2）拉丁学校（共 6 个年级）；（3）初级修道院学校和文法学校；（4）高级修道院学校（大学预科，修学年限一年左右）；（5）国立杜平根大学。

宗教改革时期产生的另一新教，由法国的加尔文（J.Calvin，1509— 1564）创立的加尔文教派也注重办学，它的主张与路德派相近，但加尔文派教育家对欧洲各国影响较大。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诞生于 1609 年的尼德兰，而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正是以加尔文教为旗帜的。革命胜利后，宗教与学校构成尼德兰人精神活动中最主要的因素。16—17 世纪，荷兰人也陆续开办了一些大学，如莱顿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乌特勒支大学等，总数达 14 所之多，且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针对宗教改革运动，罗马天主教会于 16 世纪 40 年代发动了反宗教改革

运动，其最得力的工具是 1534 年成立的耶稣会教团。耶稣会为推广天主教势力于各国，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中等和高等教育，因此他们在天主教国家建立中学和大学，作为战胜异端的堡垒，作为扩大旧教势力的工具。他们所创建的学校分为低级学院（相当于文科中学，设 6 个年级）和高级学院（相

当于大学，修业 3—4 年）。高级学院又称哲学部，有些学院在哲学部之上设有神学部。修完哲学部的课程后，考试及格便可获得硕士学位。在神学部经过 6 年左右的学习，最后完成论文，经答辩合格者便授予神学博士学位。耶稣会学校非常注意教育实验，注重教学上的精益求精，重视培养师资，并且方法比较完善。如未取得哲学部的硕士学位者，不能在低级学院任教。大学教授必须取得神学部的博士学位。它还强调教学工作的计划性。人们对耶稣会学校的评价不一致。F.培根不赞成它的迷信，但赞赏它的人文知识和道德教育。笛卡尔 1604—1612 年就读于耶稣会学校，他认为在该学校打下的近代数学的根基是当时别的大学所不能比拟的。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

（W.Leibniz，1646—1716）则认为耶稣会学校的教学水平在中等以下。16—17 世纪的欧洲也涌现出一些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的大教育家，如

法国的拉伯雷（F.Rabelais，1494—1553）特别主张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理论与实际结合；法国的蒙田（M.E.deMontaigne，1533—1592）提出教学的理解性原则，反对传统的死记硬背，把培养判断力作为教育的重要目的； 英国的莫尔（T.More，1478—1535）可算是终身教育的始祖；意大利的康帕内拉（J.Campanella，1568—1639）把直观教学作为教学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

F.培根和笛卡尔对 17 世纪上叶及后来的欧洲科学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F.培根的科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新大西岛》（1627 年）一书中。这本著作旨在描述“一个学院的模型或规格，设立此类学院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去解释自然界并进行伟大而奇妙的工作。”①培根在书中所设想的所罗门宫是一种宇宙实验室，是一所规模庞大的科学城，包括各种科学实验馆、动植物园等机构和设施，使人们可以进行各种类型的化学、光学、机械发明、动植物和天文学的研究。培根的科学组织观念直接导致第一个有实效的科学社团——英国皇家学会的成立。他关于做学问、读书和游学等教育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英国人和世界其他各地的人们。作为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笛卡尔，他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在当时的法国教育实践中立即得到了反响，当时的法国某些教育团体就是以笛卡尔的思想为圭臬。笛卡尔的思想对世界各国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与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以它为武器，抵制经院主义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方法，为把教育建立在理性的认识上， 并为追求对教育的规律性的认识而努力。

① E.G.杜布斯著，陆建华等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浙江人民出版 1988 年版，第 1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