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等化学教育

德国在中世纪时已有了大学。宗教改革后，因为基督教教派分裂，作为新教教徒的德国学生，不再愿去仍由天主教会把持的最有声望的国际大学—

—巴黎大学，遂德国各邦便自设大学，新教各邦则设立新教大学，如马堡大学、耶拿大学、哥尼斯堡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等，著名化学家施塔尔就是在耶拿大学接受的高等教育，不过学的是医学专业，因为那时大学仍沿袭中世纪的组织形式，即由文学院（后改为哲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4 个学院组成，但传统上德国并不重视医学院，有的大学根本未设医学院。施塔尔在耶拿大学毕业后曾留校讲授化学。

17—18 世纪国家对大学的影响日益加强，过去由大学本身选举产生的教

授这时期改由政府委任，大学的自治性大受限制。学习期限由过去的 5—7

年缩为现在的 3—4 年。为国家供给官吏的法科成了学生人数最多的一科。学

生成分也大大改变了。在 16 世纪，贵族子弟和市民子弟曾肩并肩地出入高等

学校，那时市民阶级正处于有钱有势的高峰，而经过 30 年战争，价级分化使

他们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占 17 世纪尤其是 18 世纪学生人数中最大比例的是贵族子弟。

主要还是按传统形式运转的德国大学，在 17 世纪末和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其声誉已是一落千丈，如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就看不起这样的大学，并且认为自己屈居于这样的学校有损于他的尊严，遂离开了当时所在的大学。17 世纪理性主义发达起来，宗教兴趣被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大约到 17 世纪末，对于神学，有时甚至对于宗教和来世的怀疑与冷漠，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最普遍的态度。人们把仍顽固保持亚里士多德观点的大学看成是落后于时代的教育机构，它们除了空谈和争论之外，一点真正的科学也没有。结果，导致了一场大学运动，这与当时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法国的教育方式的影响不无关系。到了 18 世纪末，大学在德国又恢复了其学术上和科学上的地位。

这次新大学运动起源于 1694 年创办的哈列大学，以及后来的哥廷根大学

（1737 年）和埃尔兰根大学（1743 年）。作为普鲁士振兴新基石的哈列大学， 不仅是德国而且很大意义上也是欧洲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哈列大学之所以声望卓著，是由于它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采纳了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第二，它以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为基本原则。在此之前，新教设立的大学和天主教大学一样，都以教会肯定的教条为教育原则。相反，哈列大学从始创之日起，自由主义哲学就成了公认的原则，这就使大学的性质完全改观。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荒者。随着学校声望的提高，人数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哈列大学最后成为欧洲最大的大学。化学家施塔尔在哈列大学初创的 1694 年就成为该校的医学和化学教授。正是在这里，他系统提出了化学史上的第一个把化学现象统一起来的理论——燃素说，并把它传授给学生。他的燃素说对外发生影响主要是通过 1723 年出版的教科书《化学基础》产生的。尽管燃素说是一种头脚倒置的学说，但由于它的可解释性和直观性， 通过施塔尔的讲课和教科书，使得燃素说成为 18 世纪化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影响了几代化学家，充斥了这个时期的各种化学教科书。著名化学家卡文迪许、普里斯特利、马凯等都曾是燃素说的忠实信徒。哈列大学这个时期的另一位著名化学家是霍夫曼（F.Hoffmann，1660—1742），他对分析化学

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如首次把氧化镁和氧化钙区别开来。

1. 世纪期间，哈列大学已成为德国境内最主要的大学，而脱胎于哈列大学的哥廷根大学则具有自己的特点，即该校真正的科学研究得到大力支持，

   其中最主要的是该校经济充裕，图书馆藏量丰富，设备完善，还有专门从事自然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研究所。在 18 世纪后半期，哥廷根大学成了全德贵族阶级所赏识的学校。可以说，哥廷根大学率先开创了把科学引入大学经常性生活中的新局面，使德国在这方面领先于当时的英国甚至法国。到 18 世纪末，所有德国大学，包括新教大学和天主教大学，都按哈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的模式进行改革。在德国依然坚持天主教信仰的地区，在启蒙运动年代里， 确实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把教育事业提高到新教地区所达到的水平。

通过这次大学运动，使得近代哲学和科学精神进入所有教学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哲学院，在此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低级学院”的文学院（即哲学院）， 这时取得了主导地位。化学开始成为大学科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科目，如药剂师出身的戈特林（G■ttling），1789 年被任命为耶拿大学的专职化学教授。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成为人所公认的原则。以前那种根据标准教材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已被学术报告所代替；传统的辩论方法也被淘汰，逐渐被各种有关的课堂学术讨论所代替。教授们用德语作报告已蔚然成风。总之，德国大学充满着时代的新精神，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有助于大学在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国在大革命中使大学几乎完全废止，英国大学则暮气沉沉，早已被人们视为落在时代之后，除供青年就学外，难以起任何更多的作用。与此相反，德国人对大学却寄予厚望，不仅仰仗它们来解决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民族兴亡的大事，也期待它们能提供解决的方针和办法，而化学教育在未来 19 世纪德国的全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更为突出。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的康德（I.Kant，1724—1804），对德国的教育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从 1755 年开始终生在哥尼斯堡大学做教授，其间还担任过两届校长。康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既精通人文社会科学， 又广泛涉猎自然科学技术。在大学教课 40 多年中，差不多每年开两门课程： 在哲学院开一门人文哲学课，在理学院开一门自然科学课。他讲过的课程包括数学、力学、物理学、自然观、人类学、形而上学、逻辑学、道德学、法学等，同时他还开过教育学课程，在其《教育论》（1803 年）一书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是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体，又是法国教育和德国教育的结合体，如同马克思指出的，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①。康德的教育思想对德国化学教育不无影响，实际上，他自己也曾开过与化学相关的矿物学、火器等课程，培养出了像李希特（J.B.Richter，1762—1807）这样著名的化学家。李希特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期间，深受康德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影响，当他选修化学课程时，康德所强调的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观点，使他的头脑贯穿着化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的思想，促使他致力于物质化合比例之间的规律——当量定律的发现。1789 年大学毕业时，他所做的学位论文为《数学在化学上的应用》。他在《化学计量学初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化学计量学（stoichiometry）一词来表示他的研究领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00 页。

经过 17 世纪末以来的大学运动，促进了德国高等化学教育的长足进展， 培养了一批世界著名的化学家，如诺依曼（C.Neu-mann，1683—1737）、艾勒（J.T.Eller，1689—1760）、包特（J.H.Pott，1692—1777）、马格拉夫

（A.S.Marggraf，1709—1782）、吉尔坦纳（C.Girtanner）和克拉普罗斯

（M.H.Klaproth，1743—1817）等，其中诺依曼是柏林医疗外科学院教授， 著有《基础医药化学指南》一书，在该学院他又培养出了马格拉夫，后者对磷的燃烧研究（1740 年）为拉瓦锡提出燃烧氧化学说提供了化学实验基础。吉尔坦纳根据拉瓦锡的燃烧氧化学说写成第一本德文化学教科书《反燃素学说的化学基础》。克拉普罗斯被誉为当时最杰出的分析化学家，第一个记录下分析测定的物质成分的实际百分比，一生独立发现不少元素和化合物，如碲（1798 年）、铬（1798 年）、铀（1789 年）、氧化锆（1789 年）等，他还是 19 世纪初创建的柏林大学的第一任化学教授，继续对德国化学教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实际上，德国 18 世纪大学化学教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德国 17 世纪一批实用化学家的工作基础之上的，如格劳伯（J.R.Glauber，1604— 1670），是最早的工业化学家和化学技师之一，他自学成才，跑遍了大半个欧洲，去学习各国使用的化学方法，他留给后人有《新哲学的炉》、《炼金药典》和《德国的繁荣》等大量著作，其中在《德国的繁荣》一书中，他从化学方面提出了不少能使德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建议，这正是 18 世纪德国

化学家梦寐以求而 19 世纪德国化学教育家所致力的一项工作。又如范·赫尔蒙脱的一个高足塔亨尼乌斯（O.Tachenius，1620—1690），作为医药化学家， 留给后人的遗产是《医用化学》一书，在书中他给盐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所有盐由酸和碱两部分组成。还有昆刻尔（J.Kunckel，1630—1703），作为一位精巧的实用化学家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的遗著《化学实验室》。总之， 17 世纪这一批活跃于学校之外的实用化学家，一方面继续从事实用化学教育活动，培养新一代实用化学人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是近代理论化学呼之欲出的时代，很自然，他们的教育内容更接近学校教育而远离传统实用化学教育。另一方面，正是这一批实用化学家对社会的直接贡献，直接推动了学校化学教育的展开，而他们留下的宝贵著作，成为 18 世纪德国化学教育家实施化学教育的重要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