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微不至的关怀

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我调到党中央办公厅工作。在职务上虽先后有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秘书处长等称呼，但实际上工作内容一直未变，就是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经常性的秘书工作。包括文电收发、保管，会议筹办和有关记录、行政等事务，以及机关事务管理等工作。有时也随中央领导同志下去视察。总之主要是为中央首长服务，接近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也较多，因此，工作本身虽然比较具体繁琐，但对中央领导同志卓越的工作作风，印象则是比较深的。

首先是对毛泽东同志认真执行的正确的干部路线有切身的体会。毛泽东同志不仅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而且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策，在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地使革命局势转危为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我党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革命内容上将面临一次伟大转折。当时在陕北的干部确实是名副其实地来自五湖四海，如何使这么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达到思想认识上高度的一致，以便团结奋斗共同完成伟大的阶级使命和民族使命，没有一条无产阶级的正确的干部路线和一套完整的干部政策，是不可想象的。如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案件，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干部问题上的光辉体现。如何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同样是关于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一个重大课题。

1935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到达懋功地方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时，当时我已从红九军团调回到中央工作。在中央领导同志、一方面军首长同四方面军包括张国焘在内的领导会见和开会时，我曾担任记录。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忐都曾耐心明确地向到会同志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讲清了中央关于北上陕甘的战略决策，面对毛泽东等同志的精辟分析和英明决断，张国煮当面并未提出过任何象样的理由来说明自己不同意北上的根据。后来他突然擅自南下，并以种种借口欺骗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到 1936

年 6 月，由贺尤、任弼时、王震、肖克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西康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同志终于违反了张国煮的意志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组织西路野战军西征，迎接二、四

方面军，取得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宁会师的历史性胜利，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红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同志去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决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二十五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毛泽东同志曾赞扬他说：“你与张国焘有本质的不同，你拥护中央，张国焘反对中央；你要群众，张国焘不要群众。”

红四方面军本来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一支革命队伍，由于资产阶级野心家张国焘篡夺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大搞军阀主义和惩办主义，残酷打击迫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大肆残害知识分子干部，有的人错误地认为，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是不可信任的，主张对他们进行无情斗争或采取包围缴械、甚至逮捕的作法。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制止了这种错误的主张，明确地指出：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部队，不是某个人的队伍；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顽强的，以往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结果，要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汗来。毛主席还亲切地接见了四方面军的负责干部，号召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为此，毛主席还分别找过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同志交谈，我记得曾同许世友同志进行过恳谈，帮助许世友同志转变了认识。为了使全党全军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1937 年 3 月，毛主席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并指出：中央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奋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以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强调“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

总之，红军取得长征的彻底胜利，红一、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能够胜利会师陕北，是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政策分不开的。

毛主席“任人唯贤”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他对广大干部爱护备至的崇高风格，是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锐利武器。王明、张国春的机会主义路线在干部问题上，都搞宗派主义。他们自立门户，结党营私，亲一部分，疏一部分，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务求置之于死地。1938 年 10 月，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地批判了宗派主义。在会上，毛主席还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以及受王明、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打击迫害的一批干部公开平反，恢复名誉，使这些同志解除了思想负担，一心一意为党努力工作。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那是 1938 年农历的除夕，毛主席

邀请张启龙、谭余保和我到他家里作客。当我们高兴地走进毛主席在杨家岭的窑洞时，主席立即放下工作，同我们亲切地握手，请我们坐下。主席慈祥地询问了我们的近况之后，就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忘了把张启龙等同志

的问题讲一下，现在，请你们一起把湘赣苏区的问题谈一谈吧！我们一听，原来毛主席找我们来是为这桩事啊！我们的心情一时激动万分，回忆起湘赣苏区的战斗岁月：湘赣苏区当年在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革命工作曾经有过较大的发展。后来，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也影响到湘赣苏区。他们派去的钦差大臣把过去的正确作法都诬为“右倾保守”、富农路线，还大抓 AB 团，我们起初也受了王明“左” 倾路线的影响，推行了一些错误的政策。但是，后来看到许多工作积极、忠实勇敢的工农干部都被推行“左”倾路线的保卫部门当成 AB 团抓起来了，有的甚至被杀害，搞得人心惶惶。这样，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和张启龙同志商量，认为如果真有那么多的 AB 团，我们在湘赣苏区能站得那么久吗？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在湘赣苏区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于是，我们对王明路线那一套进行了抵制。结果被说成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撤销了我的湘赣省委书记职务，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对张启尤同志的处分更为严重，撤职，开除党籍，还判处了一年零二个月徒刑。遵义会议以后，第二方面军党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恢复了张启龙同志的党籍和工作，1937 年洛川会议后，毛主席又亲自批准把他调到延安来工作。本来，事情到此也可以说是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年多以后的今天，毛主席还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特地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这时，我们都激动他说：“主席，我们在湘赣苏区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犯的是‘左，的错误，不是他们批判的‘右’的错误，我们是‘左，了！”毛主席听了，微笑地点头说：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他们是说你们“左”得不够，就把你们打成“右”，湘赣省委对你们的处分是错误的，我替你们平反了。接着，毛主席又询问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湘赣苏区的祸害，我们都一一作了汇报。当我们谈到还有许多同志被错误路线打击、诬陷、杀害，还未得到平反时，毛主席指示说：你们提出一个名单来，凡是过去搞错了杀错了的，都应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听着，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毛主席对错案的平反，是那样的坚决彻底，不留尾巴；对于部的关怀和爱护，又是那样的无微不至，这不仅是对我们湘赣苏区干部的关怀，也是对我们全党干部的关怀啊！

这时，我们看看天快黑了，便起身告辞。毛主席一再挽留我们同他一起吃“大年饭”，虽说是“大年饭”，由于敌人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物质生活很困难，毛主席和大家同甘共苦，也只有极简单的饭菜，但我们吃起来是香喷喷的。尽管窑洞外正是风雪弥漫，我们坐在毛主席身旁，却感到无比幸福和温暖。

毛主席爱护干部、团结干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坚持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看二帮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在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脚踢开，还是教育挽救呢？毛主席说：我们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分析这些同志犯错误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的性质和危害，使他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有一位做过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在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时犯过错误，后来，她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认识，但思想负担很重，抬不起头来，她约了易纪均同志陪她去见了毛主席，她说：“主席，我在罗章尤分裂党时是脚踏两只船，犯了严重错误，心情很沉痛。”毛主席亲切地教导她说：你的事情我知道了，过去犯了错误，现在改过来就是了。但要总结经验教训，要继续努力革命。毛主席的话解除了这位同志沉重的思

想负担，使她心情豁然开朗了。毛主席还特别注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而又能改正自己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如博古同志，原来是工明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经过批评帮助，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痛改前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抓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毛泽东同志干部路线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在党中央到达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刚刚确立，同王明

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很尖锐、复杂，不久又面临抗日战争的严重局面，这时党的干部队伍还不足 5 万人，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不高，有的同志还未能看清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本质及其危害。这种情况是远远不能适应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形势需要。毛主席高瞻远瞩，把培养和教育干部作为党的重要的战斗任务，并着重提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路线觉悟和理论水干。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延安地区在抗战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他们像革命的种子一样撤向全国；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也成批地成长起来。通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这样，全党的工作为之面目一新，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抗战初期起，毛主席、党中央就在组织路线上采取了重大的决策，从敌占区和蒋管区吸收了大批革命青年，主要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和红军干部、战士一起学习，同时还创办和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如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青训班、中国女子大学等等，作为培养革命干部的熔炉。六届六中全会后，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侍阶段，陕甘宁边区干部学习的机会增多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成立干部教育部来领导全党干部的学习。干部教育部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学习动员会，毛主席亲自在会上讲话，当时延安工农干部多，他们过去学习机会较少，文化水平较低，工作又很忙，毛主席了解这个情况，他指出：大家在学习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必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中国革命史，学习军事，学习文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大家听了都十分振奋，觉得从此学习有了门路。毛主席替我们设想得这样周到，真是我们干部的贴心人。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经常亲自给干部讲课，毛主席在这时期中写的著作最多，单是收入“毛选”前四卷的就有近 100 篇，其中有不少是在讲稿基础上修改写成的。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干部的头脑，他亲自主讲哲学，其中两节后来补充修改写成《实践论》和《矛盾论》。毛主席的讲演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常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问题。如他把教条主义者比作庙字里“八面威风”但是“十分无用”的偶像，还比作终日挂在空中不踏实地的奇人。这些深刻的、形象化的比方，是对王明一类主观主义者的有力鞭答。毛主席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同教条主义把理论与空谈、吹牛混为一谈的主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次，王明在讲演中鼓吹啃教条，背死书，还吹捧苏联一个什么人背的书多，当了大官。毛主席就在马列学院开学纪念日讲话中指出，如不接触实际，光靠翻书背材料，马列主义是学不好的，要真正读懂马列主义，还要靠下去做实际工作、向工农学习。他还说：你们要准备到基层工作，不要一出校门就想当县委书

记，能把区乡的工作做好，老百姓欢迎，就不错了。这样，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王明，又深刻地教育了干部。

毛主席还通过写信和谈话等方式对干部进行个别的思想教育。他善于按照不同的对象细致地帮助干部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一位文艺工作者向毛主席倾诉工作中感到的委屈，毛主席就给他讲一些老同志怎样在受到机会主义路线无情打击后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劝他抖擞精神，安心工作。一些通信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毛主席就说他们是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鼓励他们当好革命的“鲁班石”。每个干部同毛主席谈话，都无不为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所鼓舞和旺盛的革命热情所感染。毛主席对于部是严格要求的，在谈话中常从爱护出发对于部的缺点错误进行严正的批评。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策 xxx”的字样。毛主席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主席教育干部不但言传，而且身教。在认真看书学习，参加生产劳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等等方面，他都是我们的光辉榜样。对自己的亲属，他也要求非常严格。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毛主席就要他打起背包到农民家里拜师，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你所学的书本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劳动大学，学习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

1940 年春，毛主席、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些指示是为了以后延安整风和路线学习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在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为整风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2 年，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始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于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无产阶级影响还在党内大量存在，加上新吸收的大批党员，也把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带进党内来，因此，这次整风就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主要内容。全党上下开展大学习、大检查、大提高的马列主义自我教育，真正树立毛主席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节选自《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996—207 页。作者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长、主任、秘书处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