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延安前夕的接见

1941 年夏，毛主席提出，干部要好好学习一段时间，总结“六大”以来的经验教训，准备开“七大”。我们留守兵团在延安办了一个研究班，我参加了这个研究班的学习，研究班第一期毕业后，又筹办第二期，准备在飞机场上建房，培训团以下干部。上级通知我当研究班的主任。后来中央办党校， 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样，我在宝培山下共度过了三年学习生活，直到 1944

年 8 月。

我在延安的学习告一段落后，贺龙同志曾考虑把我调到抗大五分校任教育长。在此之前，李井泉、谭政二位同志已经与我打了招呼。他们说：“老耿，到我们这里来吧！咱们再在一起干一番事业。”我与他们是老相识，他们的劝说多少有点老关系的味道，以为此事必成无疑。

我对他们说，我个人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当然，我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在后方蹲久了，我向往前线，向往枪林弹雨的战场生活。

我瞅个机会，给毛主席打了十电话，要求见见他。毛主席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

毛泽东同志很忙，见他一次很不容易。我便约上曹里怀同志一起去。我与曹里怀同志同住一室。1943 年下半年，留守兵团撤消，改为联防司令部。我和曹里怀对于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同志的问题，有些看法。我们两人讨论了几条意见，一直没有机会向毛主席反映，这次毛主席召见，真是天赐良机。

我们赶到毛主席驻地，先谈了我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主席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我赶紧拿出我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毛主席。

毛泽东同志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连手上夹着的香烟烧了一截子烟灰都忘了弹。他一面看，一面拿出铅笔在上面划出重点，批了些文字。突然， 他想起什么似地抬头望着我：

“耿飚同志，你还有什么事？噢，是到抗大去的事。这样吧，你直接去找贺胡子谈一下。”

我说：“我怕谈崩了。” “你这个同志哟！”毛泽东同志爽朗地笑起来：“胡子是个随和人呀，

莫怕嘛。我先打个电话给他。”

第二天我便和曹里怀一起去见了贺龙同志。他在我军中名气很大，但由于他在“八一”起义后，一直在二方面军工作，因此我对他了解不多。这次一见面，果然是位和蔼可亲的老首长。刚一见面，他就半开玩笑地说：

“哎呀！我贺胡子同志关系糟糕呀，害得老乡来找我，得由毛主席保驾啦！”

我有些尴尬，赶忙解释：“贺老总，我不是⋯⋯” “坐嘛坐嘛。”贺龙同志释然地笑起来，亲手给我递上香烟，而他自己

却抽烟斗。

我们与贺龙同志无拘无束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非常愉快。贺龙同志说：“说实话，我是真想把你‘挖’过来，你想上前线，我何尝不想哪？我尊重你的意愿。”

他留下我们吃午饭，特意嘱咐伙房多放点辣子，并一再抱歉说：“没得什么好吃的。”还说：“听说你炖狗肉很有板眼，啥时候见识一下哟？”

我说：“一定，一定！”由于心情高兴，我便把“罈子闷狗肉”的办法说了一遍。贺龙同志听完，认真地说：“对头，这和打仗一样的嘛，火候到了，没有不打胜仗的。你上了前线，就这样干！”

我不但畅谈了意见，还受到了鼓励，对上前线充满了信心。

我的心思，不知怎么让聂荣臻同志知道了。他正在延安开会。聂司令员便把我叫去，让我到晋察冀去。随后，我离开了战斗、生活了 7 年的陕甘宁边区。

（选编自《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65 一 367 页。作者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