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瓦窑堡、保安到延安

一天下午，我接到组织命令，调我到司令部去工作。我感到很突然，又舍不得和熟悉了的同志们分开，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我背起行李卷，和同志们握手告别，向杨家圪台走去。

在司令部里，一位负责同志和我谈话，他直截了当地说：“贺清华同志， 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调你给主席当警卫员。”

“给哪个主席当警卫员呢？”我不由得问道，因为当时军委、苏维埃叫主席的首长很多。

“呵，你还不明白，”他爽朗地笑了，“叫你给毛主席当警卫员！” “毛主席？⋯⋯”我吃惊地重复了一句，两眼紧盯着他。他肯定地点了

点头，接着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毛主席的工作⋯⋯”

主席住在一家老乡的窑洞里。我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主席不在家， 开会去了。李久长同志也是主席的随从警卫员，他告诉我，除了我们四个随从警卫员，保卫主席的还有警卫连的手枪班。手枪班负责警戒放哨，我们的工作是照管主席日常的生活及外出时的安全。他最后说：“主席工作很忙， 要很晚才能回来，你先休息吧。”

第二天一清早，警卫员李久长从主席住的窑洞里出来，对我说：“主席刚起床，吃了饭还去开会，叫你去见见面。”

我走到主席门前，心里觉得有些不自然。李久长见我犹犹豫豫地，便拉住我的手说：“没有关系，主席很和气，进去吧！”他见我仍然不好意思， 就放开我的手，推开主席的窑门，站在窑洞里叫我：“贺清华，快进来呀。”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轻轻地走进窑洞里。

毛主席背依着墙坐在炕上，身上披着一件棉衣，腿上盖着被子。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正在看着手中的文件。李久长报告说：“主席，这是刚调来的警卫员。”

主席慢慢抬起头来，随手把文件放在一旁，微笑着说：“噢，你叫什么名字？”

“贺清华。”我急忙立正，一面给主席敬礼，一面回答说。而心里更感到难为情；我的个子刚刚比炕沿高一点。

主席又问：“哪个贺字？” “加字下面一个贝字。” “从哪里来的？” “保卫局。”

主席说话的语气温和，态度慈祥，使我感到很亲切。他接着问我多大了？ 家住在什么地方？听说我是延川县永坪区贺家崖的人，主席高兴地说：“永坪，我到过，那里还出石油嘛！”

接着，主席问到我家里有什么人、分了土地没有、什么时候参军⋯⋯在我回答的时候，主席一直很注意地倾听着。最后，主席问道：“调你来帮助我工作，你愿意吗？”

“愿意。就是怕做不了。” “我这里的事情很简单，你学一学就会了。”主席下得炕来，“好呀，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这里有个陕北人，叫白海山，是瓦窑堡的人，跟我几个月啦，你可以问他。”

初次见到主席，便给予我许多深刻的教育。我曾经想过，革命部队再艰苦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生活上和我们多少总会有些不同吧？事实和我的想象恰恰相反，就说主席身上披的那件棉衣吧，和我身上的粗布棉衣是一样的，领子上也缀着红领章。主席睡觉的炕上，只有一床普通的白布被褥， 连个枕头都没有，只是在薄薄的、仅有几件衣服的包袱下面垫几本书，或者就脱下棉衣卷起来当枕头。窑洞里唯一的陈设，要算炕上那两只用白铁皮做的文件箱了，跟乡下货郎担挑的箱子一样，主席经常坐在炕上，伏在文件箱上看电报，写文件。吃饭的时候，主席和我们一样，吃的是陕北的小米干饭。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活，是和普通的红军战士一样呵。在瓦窑堡，主席住在第三道城内河滩上一座砖砌的窑洞里。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党的政策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的街头上，纷纷出现了“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

国主义！”“打回东北去！”的抗日标语。但是，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在继续进攻我们红军。

端午节这天，老乡们都在欢欢喜喜地包粽子，过佳节。中午，主席正在休息，我们几个警卫员上完了政治课回来，忽然，从瓦窑堡西门外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我一时摸不清情况，急忙跑进窑洞里，报告说：“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县川里在打枪。”

主席说：“请参谋长来。”

我们几个警卫员分头寻找，没有找到张云逸参谋长；大家心里非常焦急， 因为瓦窑堡目前没有部队，红一方面军到甘肃一带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去了， 只留下一个通讯连和一个保卫队。我们根据枪声，估计敌人来的不少。瓦窑堡已经处在最紧急的时刻里。张参谋长亲自带领通讯连、红军大学的学生以及保卫局等能参加战斗的所有同志，赶到西门外同敌人作战去了。

不一会儿，张参谋长从火线上赶回来了，告诉主席说，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而我们只有一个通讯连，红大的学生枪少弹乏，每人只有两三粒土造的子弹或手榴弹。这时，周副主席来到了，张参谋长建议说：“主席，敌我力量悬殊较大，最好现在就转移。”

主席很镇静地说：“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并且逐渐向我们逼近了。我

们几个警卫员早已把主席的文件、用具收拾好，牵来了小黄马。看看主席， 还在和周副主席、张参谋长商谈工作呢。我走进窑洞，请求说：“主席，该走了吧？”

主席慢慢侧过身子，亲切地看着我，不慌不忙地说：“没有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从南门出去嘛。”

我只好回到院子里，心里直发急，站不住，坐不下，摸摸小黄马，看看主席的行装，随后爬上了主席住的窑洞顶上。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一部分敌人在向灵虎山冲去，另一部分敌人仗着人众枪多，向西门发动了集中冲锋。我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主席。大家再三请主席动身。主席平静地问道：“机关都走了没有？”

“早走了！” “主席，快走吧。”大家纷纷劝说。

主席又细心地在窑洞里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落的文件和东西，然后说：“好，咱们现在走吧。”

大家离开河滩，穿过街道走去。敌人的子弹“吱吱”地尖叫着从主席和我们的头顶上空飞掠过去。我的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心急得快要跳出来了， 看看主席，他始终是那样镇静、从容不迫的也不骑马，就跟平常行军一样， 稳重地迈着步伐，连头都不低一下。当我们走到南门时，果然不出主席所料， 敌人正巧进了西门。

刚走出南门，忽然发现从半山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主席立刻向伤员走去。我认出伤员是保卫局的李科长。他的伤势很沉重，由于流血太多，脸色煞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过去。主席不顾头顶密集的子弹，在伤员身旁停下来，招手叫把他的担架抬过去，让伤员躺在担架上，查看着伤员的伤口。伤员身上不断地滴着鲜血，把铺在担架上的主席的被褥都染红了。这时，伤员慢慢清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一见毛主席站在面前，吃了一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还留在后边！但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吃力地

摆动着手势，请主席赶快离开火线。主席亲切地安慰了他，转身嘱咐抬担架的同志说：“路上要小心一些，好好照护伤员。”直到担架在前边走了，主席才移动了脚步。

我们进入一人深的沟道里，走了不远，突然发现从红石峁山上窜下来十几个敌人。我们立刻紧张起来，紧紧跟随在主席左右，指定几个警卫员保护着主席先走，其他的同志留在后边，敌人不发现我们便罢，发现了就跟敌人拼了。警卫班的同志们都是每人一口马刀，一只盒子枪，这时刀出鞘，弹上膛，准备战斗。幸而我们是在沟里，敌人没有发现，在山脚上拐进老乡的窑洞里抢东西去了。

到达阎家砭时，叶子龙同志向主席报告说：“保卫局的李科长牺牲了。” 主席很是难过，静静地佇立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把他好好掩埋起来，

在坟前立个牌子，并且通知他们本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长征来的干部。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

保安是一座县城，瓦窑堡只是一个镇子，按说，保安比瓦窑堡要红火热闹，能够买到一些食品和蔬菜，给主席改善生活。事实和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保安一带地贫人稀，到处生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夏天穿着短衣裤，碰上这种草，身上就像虫子咬了似的发痛。城里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土筑的城墙已经倒塌了。只是斜靠着山坡有一些窑洞，窑洞里阴暗潮湿，夏天睡觉都得盖上被子。想买点日用品、食品或蔬菜十分困难，连个商店都没有呵。就在这样的地方，集中着大批机关，有中央局、军委、后勤部门和红军大学一、二科，医院等。

主席住在一孔被烟熏黑了的窑洞里，睡觉的炕是从墙壁上挖进去的，上了炕只能坐着，不小心就会碰到头。窑洞里只有制造得很粗糙的一张桌子和一只木凳子，中央首长到主席这里开会或者谈话，连个坐的东西都没有，我们总是临时跑到警卫班去，搬来用大树身砍的圆木墩墩给首长们坐。

主席的身体很弱，又有病，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在保安，更是夜以继日地开会、谈话、写文章，还时常到红军大学去作报告，深夜才回来。那时我们没有马灯，更谈不到手电筒了，主席经常要摸黑走山路。日常的生活又很艰苦，没有炊事员，没有厨房，只是在窑洞外面架起三块方石头当灶用，四个警卫员凑合着给主席做饭，没有莱，有时要跑很远才能买回一点干豆角、山药蛋。这样下去，必然影响主席的健康和工作，大家心里真急坏了。

这天，我和饲养员聊天，他说起十几里路以外的永宁山一带，老乡家里养的有鸡。这真是一个好消息，我急忙和李久长商议了一下，便动身到永宁山去。结果不但买到两只鸡，还买到一些主席最喜欢吃的辣椒。有了鸡，四个警卫员就忙起来了，有的烧火，有的杀鸡，李久长更是神气，挽起袖子大显身手，做了个“白酥鸡”端了上去。主席看见了，奇怪地问：“呵，哪里来的鸡？”

我把买鸡的经过告诉了主席。主席摆了摆手说：“这次买了，下次不要再买了。大家的生活都很苦嘛，我应该和大家一样，不应该特殊。”

我解释说：“主席身体不好，这样下去⋯⋯”

主席似乎知道我还要说些什么，有意转移了话题，说道：“噢，这辣椒很好吃，我可以多吃一点饭。”

望着主席那瘦弱的身体，我心里一阵激动，急忙走出了窑洞。无论在怎

样艰苦的年代里，我们敬爱的领袖一向保持着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的革命品德。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陪主席在外边散步，来到一片荒地里，主席停住脚步，指着一种枝杆很高，长着圆叶，开着蓝花的野草，对我们说：“这叫冬苋莱，可以吃。”并且要我们经常扯一些，拿回去做给他吃。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主席从不考虑个人的身体和生活，而对于我们警卫员们，却十分关怀、爱护。有一次，我们几个警卫员到二三十里外的大山上背柴，回来就睡觉了。主席办公到深夜，忽然有事情要出去。警卫班的肖冲曾同志正在门口放哨，见主席要出去，就喊我们：“警卫员！警卫员！” 主席立刻轻声阻止他说：“你不要喊了。他们今天背了柴禾，让他们休息吧。”在这样漆黑的深夜里，怎么能让主席独自出去呢？主席觉察到肖冲曾很为难，就说：“那么，你跟我去吧。”第二天，我们知道了这件事，心里又感动，又惭愧。

1936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轮到我值夜班。夜深人静，主席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叶子龙同志送来一份电报。借这个机会，我走出去给主席换开水。我回到窑洞时，主席独自坐在灯前，一边看电报，一边微笑着，见我进来， 便说：“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主席加重语气重复说：“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听了主席的话，我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蒋介石这个祸国殃民的坏蛋， 也有这么一天，当了俘虏。我扭身就要走出去，好把这个消息告诉李久长他们。主席看到我这种匆忙的样子，笑着招呼我说：“不要走，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同志到这里来开会。”

我刚要走出窑洞，忽然又听到主席那亲切的声音：“贺清华，外边很冷， 把我的棉大衣穿去吧。”

我抱着主席的棉大衣，回到住处就喊叫起来：“喂，醒醒，把蒋介石抓住了！”

李久长和白海山从炕头上爬起来，莫名其妙地对看我直眨眼。我也顾不上解释什么，拖着白海山就去找首长们开会。

“西安事变”的消息冲破了黑夜的寂静，各单位住的窑洞里都透出了灯光，人们的心情激动着，议论纷纷。我们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首长们在主席的窑洞里开会，警卫员们都挤到我们的窑洞里来了，围着地上的火堆直嚷嚷，有的说：赶快把蒋介石送到保安关起来。有的说：关着干什么？宰掉算了！还有的说：不行，那太便宜他了，还是把他捆起来，戴着高帽子游街， 边区所有的村子都得游一遭⋯⋯

主席窑洞里的会议，直开到天亮。不一会儿，我们得到通知说，要在保安修飞机场，地点在红军大学前面的平地上。我心里想，修飞机场，这一定是要用飞机把蒋介石送到保安来。大家都争着要去，商议了一阵，决定李久长留下来保卫主席，我们三个人去修飞机场。

大家正干得起劲，忽然传来“嗡嗡”的声响，转眼飞机来到我们的头顶上，转过来转过去，一会高一会低，机场还没有修好，它哪里落得下来？飞机在天空转游了一会，只好返回去了。第二天，飞机场虽然修的差不多了， 可是机场坐落的山沟太窄，两头也是山，飞机还是落不下来。第三天一早， 周副主席便离开了保安城。

飞机场停工了。人们再也听不到飞机发动机的轰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心里糊糊涂涂的，遇到一个机会，我就问主席：“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

了？不把蒋介石送来啦？”

主席明白了我的意思，爽朗地笑了，然后说：“呵，不是那么回事，不是把蒋介石弄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代表。周副主席已经到西安去了，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不治他，还主张放掉他呢！”

“怎么？要放掉蒋介石？”我感到十分惊奇。 “是呵，放掉他，一切为了抗日嘛。”接着，主席精确地、通俗地向我

们解释了“西安事变”的意义，指出亲日派的何应钦企图利用“西安事变”， 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这样，日本人就会趁机侵略我国⋯⋯在毛主席细致、耐心的教导下，使我们认识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党中央和毛主席团结抗日的政策得到了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蒋介石集团被迫停止了反共内战。

1937 年 1 月，我们跟随主席离开保安，到延安去。

行军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住在安寨县一个老乡的家里。我烧暖了主席睡的土炕，收拾好东西，正要走出窑洞，主席叫住我说：“外面人多地方小， 睡不下，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睡吧。”

这怎么使得？和主席睡在一个炕上，岂不影响主席更好的休息？再说， 也不好意思呵！主席见我站在一旁犹犹豫豫的，开玩笑说：“怎么，这么大的人了还害羞？没有关系嘛。”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经过两天的长途行军，身体很是疲乏，而主席在夜里还要照常工作。我把主席晚上需用的东西准备停当，伸手摸摸炕皮，不算太热。灯影下，主席那魁梧的身体正坐在那里，精力集中地思考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工作， 我轻轻地把褥子铺在炕的一边，盖着被子想躺一会，不料却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主席发现我睡着了，大概觉得我的棉被很薄，便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我盖着。

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到主席的声音：“贺清华，快起来，炕上着火了。”

我翻身爬起来一看，由于火大炕皮薄，主席身下铺的褥子烤黄了巴掌大一块，中间还烧了个窟窿。我急忙把烧着的棉花弄灭，心里一阵难过，狠狠地责备自己，烧炕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检查炕皮的厚薄呢？只想到怕主席冷， 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主席的安全呢？幸好主席没有被灼伤⋯⋯

主席看到我焦急的脸色，便亲切地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不要着急嘛。褥子烧破了，补补就行了。来，换个地方睡。”主席把褥子重新挪动了一个地方，便又招呼我睡觉，并且要我仍然把他的棉衣盖上。

我躺在主席身旁，心情长久不得平静，主席慈祥的面庞和亲切的声音，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行军的第三天，就要到达延安了。主席的精神很好，一路上说说笑笑： “今天要到延安啦。在陕北来说，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好得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啦！”主席接着告诉我们，延安过去一直是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我们刚解放这里，群众还不了解我们， 到了延安，一定要很好的注意群众关系。

就要到达延安了，听说能够看到飞机和汽车，我们的心情都很兴奋，一个个精神焕发，忘却了旅途的劳累。来到杨家岭沟口，远远望去，河对面的

大砭沟口上人群蠕动，他们等待着欢迎毛主席。

这时，军委总参谋部的曲参谋领着几个人，迎面向我们走来。曲参谋向主席报告说：延安市各界代表前来迎接主席。主席和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谢意。有一个代表牵着一匹高大的骡子，骡子头上扎着红布花球，脖子上吊着铮光发亮的铜铃铛，请主席乘骑。主席不肯骑，一边和大家谈着话，一边踏着冰面，步行过了延河。

欢迎主席的群众，有机关干部、学生、战士，扶老携幼的延安市民，以及从延安周围的甘泉、鄜县赶来的农民代表，聚集了一万多人，从大砭沟口到城北门排了几里路。毛主席穿着灰土布棉衣，戴着八角帽，走到哪里，哪里便掀起狂欢的浪涛。主席清瘦的面庞上，浮现着亲切谦和的笑容，不时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人们更加兴奋、跳跃。“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呼声、鼓掌声、清脆的锣鼓声震荡着山谷和平静的延水河。

从党中央和毛主席来到延安，延安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光芒万丈的灯塔， 它指引着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照耀着广大青年，使他们能够冲破重重阻挠， 奔向延安，投入党的怀抱。

（摘自贺清华：《随从毛主席在陕北》，见《红旗飘飘》第 13 集，第 35—47 页。作者当时为毛泽东的警卫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