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关怀赣东北

1933 年初，中央电令赣东北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十

军，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大约 4 月间，受赣东北党组织及方志敏同志的委托，我和邵式平同志带了汇报材料及赣东北省委的报告，随军前往瑞金，向党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汇报工作。

我和邵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催马来到中央局所在地。当时，以博古同志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主持党中央的工作。他代表中央接见了我们。我们先将报告送上，请博古同志看。因为从来没有向中央系统地汇报过工作，所以材料准备得比较详细，报告显得比较长。

博古同志接过材料，随手翻了翻，满脸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个材料， 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啊。”

我当时年轻，一看他对我们不冷不热，就不太高兴，一听他这样说，就冒火了，当即和他顶起来：“怎么能说什么都没有呢？赣东北党是有的嘛， 赣东北苏区是有的嘛，赣东北红军是有的嘛，现在就带了一个军来中央根据地！”

我越说越激动，邵式平同志拉了我一把，对博古同志说：“请首长看看材料，我们改日再来汇报。”

博古同志冷冷地说：“好吧。” “怎么办？”从博古同志那里出来后，我和邵式平同志商量着，“走，

找毛主席去！”我们很快就决定，找毛主席汇报。

我们向沙洲坝走去。群众告诉我们说，毛主席往的房子前面有两棵树， 很好找。

——说起这两棵树，还有段小故事呢。解放以后，我有一次到瑞金县，

在参观沙洲坝毛主席旧居时，请工作人员拍了一张毛主席旧居的照片，准备送给毛主席作纪念。后来，有一次去北京开会，我将照片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看照片，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我住的房子前面有两棵树，这只有一棵树。”回来后，我将毛主席说的情况告诉瑞金县委的同志，经过调查才知道，毛主席旧居前，原来确有两棵材，后来枯掉了一棵。当我将情况再次向毛主席说明后，毛主席感慨地说：“哦，是这样。兴衰盛枯，在所难免。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

毛主席见我们来了，高兴地走出屋子来迎接我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魁梧的身子，穿着一身没有领章的灰布军装，衣服很旧了，但洗得很干净。他那温暖有力的双手，久久地握住我们的手，连连说着：“欢迎，欢迎。”不知是忙呢还是习惯，他蓄着长长的头发，未加修饰，但很平整。一双令人难忘的眼睛，放射着深沉、智慧、温暖的光芒。清瘦的两颊， 微微流露着一股优虑和痛苦的神色。

一坐下来，毛主席就关切地询问方志敏同志的情况。我们在汇报方志敏的近况时，毛主席回忆着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好， 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方志敏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 1926 年 5 月。当时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方志敏同志作为江西农民运动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方志敏到农讲所， 要求入学，工作人员见他身体很弱（方志敏有严重肺病），没有收他。于是他就去找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看着他赢弱的身体，也关切地劝地说：“你不必忙于进农讲所，先回家休养休养，养好身体再来吧！”方志敏坚决他说： “我活一天就应该努力一大，哪怕明知明天要死，也不能放弃今天的责任； 明知晚上要死，早上还是该努力。”毛主席见他态度坚决，终于允许他进农讲所了。于是，方志敏成了农讲所的旁听生。

——方志敏同志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 1927 年 3 月。这年 3 月 30 日， 广东、湖南、江西、湖北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队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组织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被推举为组织部长，方志敏同志为执行委员。开会前后，方志敏同志还应邀到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

——在这两次会见中，方志敏曾多次向毛主席请教和探讨中国革命、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问题，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5 年，方志敏同志壮烈牺牲。毛主席知道后很难过，他老人家多次对我说过：方志敏同志牺牲了， 很可惜，是王明路线断送了他。工明路线把好多好同志都断送了，像瞿秋白、方志敏、何叔衡、刘怕坚等许多同志，都是在王明路线下牺牲的。

接着，毛主席详细地向我们询问起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他从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间到历史、地理，为了讲述方便，他还叫我们画了个草图说明。

毛主席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高兴他说：“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我们越谈越起劲，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起身告辞，毛主席望着我们，不解地问：

“怎么？不谈了？”

邵式平同志说：“天快黑了，耽误你休息了。”

毛主席看了看西边快下山的太阳，笑着说：“哦，你看，我们谈得连时间都忘记了。”他换了口气，望着根据地的大好山河，饱含感情他说，“真想和各苏区的同志谈一谈，真想和你们这些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谈一谈。” 他思索了一下，问我们道，“明天下午请你们再来谈谈，好吗？”

我们兴奋地答道：“好！”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再一次会见我们。毛主席一开始就问道：“你们那里不是很好嘛，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我回答说：“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反第四次‘围剿’的呀，您不知道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王明路线已经排挤了毛主席对党和军队的领导。

毛主席听后，沉默了一会儿，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调到中央苏区来， 而应该加强嘛。”

——后来，毛主席多次对我说过：抗日先遣队失败了，红军长征了，这都是王明路线造成的结果。其实，那时候，即使中央苏区丢了，还可以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背靠武夷山，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可以直通杭州，威胁南京，敌人是不会丢掉老巢不管的。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曾深刻地阐述过：“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保垒地带寻求作战，甲这种方法，⋯⋯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

毛主席听说红十军调走了，关切地问我们：“主力调走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我们说：准备在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再组织一个军。毛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

接着，我们向毛主席报告说，方志敏同志非常重视军队的建设。芮光， 是抓主力红军的建设。赣东北红军从开始的“两条半”枪，逐步发展到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军。其次，是重视地方武装的建设，当时，省有警卫师， 县有独立团（营），乡有大队，村有中队（小队）。至 1930 年，赣东北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体系——主力红军、地方红军、群众武装相结合——基本形成了。可是现在，新十军组建不久，我们担心敌人“围剿”时，部队经验不足，可能会受损失。

毛主席说：“敌人‘围剿’你们，你们跳到敌人后面去就是了。”他解释说，“敌人是想要消灭红军的，红军走了，他还打谁去？他不就撤军了嘛！”说着，毛主席好像看见了敌人撤军，轻松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实际上指示我们跳到根据地外主，不要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完全领会到毛主席这一指示的意义，还一个劲地向毛主席要求说：“新组织的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我们想要点大炮。” 当时，敌人已开始对我们实行大筑“乌龟壳”的策略了，对敌人的碉堡，我们步枪子弹毫无办法。因此，我们总想有点大炮。

毛主席说：“装备还是从敌人那里夺，炮、炮弹、枪支，都应该支援你们，打完这一仗再说吧。”停了一下，他望着我们，又一次启发我们：“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攻他的碉堡呢？不可以把敌人引出碉堡来打吗？”

话题说到这次部队调动，当谈到干部、战士的思想动向时，我们说，同

志们还是想回去。

毛主席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他坚定地对我们说，“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还没有呢，我们只是跟主席谈谈。”我回答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说：“要跟中央报告。”

我略带气愤地向毛主席说：“我们到了博古同志那里，挨了他一顿克。” 接着，我们便把在博古同志那里汇报时，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后，严肃他说：“这就不对了。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能不睬不理，还受批评呢！”

毛主席这种既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的崇高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地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的战略战术，我们都一一向主席作了汇报。

当我们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大横起义时，毛主席问：“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

我们说：有。有人想把枪埋掉，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

毛主席听了，高兴地点了点头，说：“对，你们做得对。”又问，“谁主张埋枪？”

我们回答说：是潘人非。 “这个人怎么样？”毛主席接着问道。

我们说：这个人是上海派来的，后来叛变了。毛主席气愤地说：“难怪呢！”

当我们谈到红军打下景德镇时，毛主席高兴地接着我们的话说：“我知道，我听到你们打下景德镇的消息很高兴。景德镇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打下它影响大着呢！”

当我们谈到红军的作战原则“扎口子、打尾巴、吃补药”等办法时，毛主席开始没听懂，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便向主席解释说：“扎口子”是指围歼小股敌人；“打尾巴”是指袭击敌人后卫或掉队散兵；“吃补药”是指打小仗，用缴获来武装自己。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说：“好，好得很， 生动活泼。我们这里也总结了 16 个字。”

我们说，主席的“十六字决”更全面、更科学，我们这次到中央苏区来， 就准备好好学习，带回赣东北去。

毛主席谦逊他说：“中央红军和各地红军都要互相学习。”并问邵式平同志，“你学过军事没有？”

邵式平同志说：“没有，我在大学是学地质的。”

毛主席赞许地笑着说：“好啊，投笔从戎，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于，地质学家成了军事家。”

当我们汇报到敌人烧了群众的房子，我们军队一到便帮群众盖房于的事时，毛主席站起来，郑重他说：“很好，应该，应该。这一条很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到哪里也不忘为群众做好事，这样的军队，才能成为无故之师。”

在汇报中，毛主席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非常关心，并给我们作了许多宝贵指示。

“四·一二”政变后，赣东北的党组织按照方志敏同志的指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收集厂百余支枪，准备武装农民自卫军。但是，当时江西省委内个别领导人，追随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硬逼着赣东北党组织交出枪支， 方志敏同志不同意，还受到了警告处分，当我们汇报到这里时，毛主席用手叩击着桌于，愤怒他说：“岂有此理！”

大革命失败后，在赣东北党的领导人内，又出现了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有的同志受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毒害较深，坚持不要搞武装斗争，主张把枪埋起来，领导干部躲到白区去。这是右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产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一些同志身上，使党内“左”的情绪很快发展起来，有的同志主张大规模搞武装暴动，提出“县县暴动，全面开花”的口号。方志敏同志批评和说服了右的、“左”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同志，确定了在党和群众基础较好、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弋阳、横峰两县首先举行暴动。

毛主席听后，称赞说：“对啰，志敏同志这个想法和作法是对的。”他又补充说，“事实后来也证明这样作是对的。”

在谈到前几年执行立三路线的情况时，毛主席幽默地问道：“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断了没有？”

我们向毛主席汇报说：1930 年下半年，中央要红军去打九江，我们打下湖口后，被阻在长江、鄱阳湖的东南面。敌人的军舰在江里游戈，我们放枪， 根本打不着，人家理都不理。我们只好望江兴叹，扫兴而归了。接着，中央又叫我们再次攻打九江，我们又一次来到湖口，打下马垱要塞⋯⋯

毛主席插话说：“这里是太平天国部队打败曾国藩的地方。”

我接着说：是啊，我们在这里也打了个大胜仗。可是，九江是全国重镇之一，三面临水，又有长江之险，敌人驻兵甚多，增援方便。而我军远离后方，且越湖进攻，孤军深入，恐有覆灭的危险，因此，没有敢冒险去打九江。而是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都昌、湖口、鄱阳、彭泽一带，及安徽的东流、秋浦一带进军，并开辟这一带为根据地和游击区。

毛主席听后，表扬我们说：“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大城市呢！ 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瞎指挥呢！”

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毛主席问我们：“现在不是派了一个人去吗？” 我们说：“是，派了个曾洪易。” “这个人怎么样？”毛主席急切地问道。

我们说：“这个人是从苏联回来的，‘左’得很，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损失。”

毛主席听后，许久没有说话。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当时已被王明“左” 倾主义中央所排挤，并对王明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因为当时斗争尚未公开，毛主席模范遵守党的纪律，不愿在我们面前有所流露。

当我们谈到曾洪易搞“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时，毛主席激动地站起来，愤怒地指责说：“哪里有那么多的‘AB 团’、‘改组派’！”最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许多指示，鼓舞我们，叫我们把赣东北根据

地建设得更好。

毛主席鼓励我们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他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

——就在我们这次汇报后，1934 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

大会上，毛主席又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表扬、鼓励和指导。毛主席高兴他说：“赣东北的同志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业、农业、贸易、财经等方面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亲切的鼓励。

毛主席最后告诫我们说：“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选到了罗霄山脉中段⋯⋯”

我们插话说：我们暴动后，也选了好久，最后选到了戈横这块地方。这里地方偏僻，四周多山，有武夷山、怀玉山、障公山、磨盘山。同时，这地方东接浙江、南通福建、北连安徽、西达南污，是四省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好，群众基础又好。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这地方好，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仗后，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从毛主席房间出来后，我们精神振奋，以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必胜信心，投入了新的艰巨的战斗。

可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就不让我们回去了，致使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未能实现。最后，在“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瞎指挥下，赣东北根据地不仅未能巩固，反而最后被断送了。

在瑞金，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以后，我们本想回赣东北根据地， 但中央却给我们另行分配了工作。 1933 年初，中央决定以黎川县为中心， 成立闽赣省。调邵式平同志任闽赣省苏维埃主席，调我任在该省活动的三十一师师政委。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瞎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越打越糟， 根据地越来越小。在一次战斗中，我不幸受伤被捕。以后，在福建辗转了两年。 1937 年“西安事变”后，我从报纸上看到成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和叶剑英同志为办事处主任的消息。在闽赣省根据地时，叶剑英同志曾任过省军区司令员，我部在他的直接指挥下，打过许多仗。我立即写了信与叶剑英同志联系。叶剑英同志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寄来 50 元钱作为路费。于是，我从福州来到南京，找到了叶剑英同志。在叶剑英同志的安排下，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掩一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在党校十三班学习。

有一次，毛主席来党校讲课，课间休息时，他发现了我。毛主席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

“你来了，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到延安不到一个月。”我紧握着毛主席的手，兴奋地回答。 毛主席告诉我：“邵式千同志早就来了。”毛主席记忆力真好，我随邵

式平同志在瑞金向他汇报的事，显然他还记得。我说：“我知道，我们已经见过面了。”

毛主席说：“好，来了就好好学习吧。有时间到我那里来谈谈。” “好，好。”我连忙答应着。

我多么想去毛主席那里，我有多少话要跟毛主席说啊！自从在瑞金离开

毛主席后，我即投入了炮火连天的战场。在江西的密林里，在闽北的丛山中，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战斗时，在坚持游击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是多么地想念毛主席啊！可是，毛主席那样忙，我怎么好意思去打扰他呢？

设想到，毛主席倒一直将此事记在心上。一天，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今天下午要见你。”

下午 4 点多钟，我随李富春同志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亲自到窑侗门口来迎接我们。坐下后，我们很自然地一下就谈到了方志敏同志，毛主席无限感慨地说：

“志敏同志牺牲了，可惜了，王明路线断送了他。”毛主席接着问我， “赣东北怎么样？”

我告诉毛主席说：“还夸嘟分同志在坚持打游击。”

接着，我们谈起了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们。毛主席始终关心着这些同志们，他知道我也惦记着南方的战友，便将南方几个主要游击根据地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并预言说：

“‘西安事变’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处理，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 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几省的形势也会有个大的好转。”说到“西安事变”，毛主席问我，“‘西安事变’我们主张放掉蒋介石，你想通了吗？”

我坦白地对毛主席说：“想不通，蒋介石和我们打了 10 年仗，杀了我们那样多人，现在好不容易抓到了，又放掉。”

毛主席批评我说：“还想不通就不对了。”

接着，他详细地阐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的影响、可能发生的后果、我党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在一个普通干部面前，毛主席讲得是那样耐心、细致，我又一次为毛主席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的精神所感动。

最后，毛主席问我：“到延安了，想干点什么工作？”

我说：“我现在在党校学习，打了十几年仗，现在真想坐下来好好学习一下。”

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好嘛，学点马列主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提高认识。”他对李富春同志说，“从南方回来的同志，都要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李富春同志说：“中央组织部正是这样安排的。”

暮色降临，夜霭低垂，我们起身和毛主席告别。毛主席送我们出门，挥手作别，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毛主席那温暖的窑洞。

解放战争期间，我在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负责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因此，我得以有机会经常接触毛主席。

有一次，我们陪毛主席在延河边散步时，毛主席问我：“听说，赣东北有个叫方志诚的在坚持打游击，是你家什么人吗？”

我想了很久，记不起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人，便回答毛主席说：“我家没这个人。我 1933 年离开赣东北时，也没听说过有这个人。”

毛主席想了一下，肯定地说：“有，肯定有这个人。据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报告说，赣东北有以方志诚同志的名字出的布告，国民党地方政府有捉拿方志诚的通缉令。”

说完，毛主席表情严肃地站在延河边，遥望着南方。我们都没说话，陷入了对南方老区的遐想之中。看着毛主席忧虑的神色，我知道，毛主席在记

挂着南方的革命，在关怀着老根据地的党，关怀着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关怀着在南方战斗的同志和战友。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如此牵肠挂肚地关怀着一个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使我深受感动，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起来。北方的深秋已经颇有凉意了， 但站在毛主席身边，我却全身充满着温暖。

“方志诚？”自从那次与毛主席谈话后，我一直在想着这个名字，但怎么也想不出这个人。

全国解放后，有一次，我碰到倪南山同志。他是从红军北上抗日后，一直到解放，始终在赣东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老同志，我问他：

“你们当时的领导人中，有没有一个叫方志诚的？” 倪南山同志说：“没有哇。”

“怎么没有呢？毛主席在延安时还问过我呢！”我告诉他说。

倪南山同志想了一下，才恍然大悟。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我说：“啊， 有，有！有个方志诚，那就是你呀！”

倪南山同志见我很惊讶，便笑着解释说：“当时，为了迷惑敌人，为了联系群众，我们就用你的名义出了一些布告。因为只知道你的名字是这个音， 不知道到底是哪三个字，结果把‘方志纯’写成了‘方志诚’。”

一直到这时，我才解开了“方志诚”这个谜。我听了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由得想起了在延河边上，一个无产阶级的领袖，关怀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的情景⋯⋯

（选编自《回首当年——方志纯革命回忆录》，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7—310 页。作者曾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政治委员，中央社会部第二室主任等职。建国后，曾任江西省省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