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委员身边

我的家乡在湖南茶陵。由于地主豪绅残酷庄迫剥削农民,农民恨之入骨, 纷纷起来反抗,参加秋收暴动。暴动后,我们回到茶陵,有好几个青年彼地主豪绅杀害。白色恐怖笼罩着我们家乡,我们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国此, 我就离开了家乡,出外寻找革命部队。

第一次,我跑到广东,第二次跑到湖北,第三次,跑回茶陵。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心里有些害怕,后来问他们,才知道是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是打土豪的,我很高兴地参加了。开始我在第三营,营长伍仲豪,是浏阳暴动来的。我到部队不久,毛委

员同我:“你回不回家?”我说:“不回家,回家就被土豪劣绅杀掉。”他说:“很好,就留在我这里。”

司务长开始叫我当伙夫,我不会煮饭做菜,就说:“煮饭搞不了,煮菜也搞不了。”司务长笑着说:“你这个孩子是个饭桶。”我说:“慢慢学嘛! 挑水总可以!”司务长就分配我烧水。我给毛委员送水,从这时候起,我就接近毛委员。他很关心我,问我:家里有什么人?读书没有?我说:“没有

读书,一个字也不认识。”他亲自教我学政治,教我识字。

在井冈山斗争的时期,跟随在毛委员身边的还有一个秘书,叫谭政,还有邓华等人,他们是写钢板,印文件的。还有伙夫,一个马夫,叫谢今古, 后来改名叫黄达。他参军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常哭鼻子,流口水,大家嫌他脏。毛委员说:“这个孩子很可怜,没有衣服穿。”把他安排当马夫, 管理毛委员骑的一匹小黄马。

当时,部队没有特务连、警通排、警卫班。特务连是站岗、放排哨,作外围警戒工作:警通排是做送信和做内围警卫工作;警卫班是跟毛委员在一起的,直接保卫毛委员。特务连八九十人,后为 100 人,有一部分是赤卫队编入的,系农民出身,经过一定挑选方可编入。警通排分一、二、三班,30 多人,每班 12 人,少的也有 7 至 9 人。警卫班 12 人,班长杨梅生。是永新人,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伙子,有文化,以后提升了排长,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一个班长是浏阳人。以后我当了一班长,杨梅生当了二班长, 杨得志当了三班长。1928 年成立红四军后,我们还有四挺机关枪,两支长枪, 一支马枪,一支驳壳枪。马枪有盖板的,非常轻巧,在什么地方宿营时,我们把枪挂在墙上。

我搞了两个月的伙夫后,就调到警通排搞警通员,毛委员交给我的任务是:打开那里就要找报纸、找书、找文件给他看。找到后,用包袱布包起来, 背回来给他查阅,他不要的书或文件,也由我烧掉,要的就留着。记得在遂川一个大地主家里抄到一车书,毛委员看了说:“好极了!”我们看不懂, 不知道什么书,五四运动的书,义和团的书,他都要我背回来,特别是报纸, 他说:“你给我把报纸收来就行了。”他把报纸搜集起来,进行归纳和分析形势。我记得在酃县、桂东还搞到很多书。

在井冈山生活非常艰苦,井冈山很潮湿,我们睡在地板上,地上铺了一些稻草,边上用一根木头拦一下,这样稻草不会乱。每人只有一床灰毯或夹被,没有棉被。

毛委员和战士一样艰苦,战士们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战士们穿什么, 他也穿什么,不同的是他有很多书、报纸、文件。他只有两套单衣,一套穿着,一套放在包袱里,平常做枕头用。冬季,井冈山很冷,他的床上只有一床夹被。战士们为他准备了两床灰毯,他经常工作到深夜,警卫员伴随在他身边,夜里给他烧开水喝。毛委员经常住在茅坪八角楼的楼上,在龙市,他住在一个药铺子里面的楼上。

他的往房和行李很简朴。他的书籍、报纸、文件是用井冈山当地那种有盖的“皮箩”装的,遂川街上有油纸卖,皮箩里面就用油纸垫着防潮。后来, 用铁皮箱子装文件,行军时由战士们挑着,他行军时还有几件行李,一个包袱,一盏马灯,马灯是毛委员用来查地图用的。井冈山雨雾多,他有一个斗笠。打开遂川后,我买了,一把红雨伞给他用,每当住下来时,我们常给他挂上地图,是井冈山地图或全国地图、江西地图,以便他研究和部署战斗时用。还有就是用来办公用的笔纸墨砚,加上几个喝茶的土碗。

那时生活艰苦,吃的更差,后来部队越来越壮大,粮食显得不足。有的战士抽烟,连黄烟也没有,有的抽树叶。毛委员要我们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我们就自己挖春笋、冬笋、寻野菜、蘑菇、地皮子,或到小河里捉鱼,上山打野猪等,井冈山的野芹菜满山都能找到,我们一捆捆地挑回来,要是放上几条小鱼一起煮,味道还很鲜呢!毛委员有时看

到大家吃得好一些,他非常高兴。毛委员这样关心战士,又和战士们同甘共苦,使大家非常受感动。

1927 年冬天,毛委员住在宁冈茅坪洋桥湖村的贫农谢槐福家里,一天正下大雪,谢槐福当时身上只有一件破单衣,在家冷得发抖,毛委员见了拍拍他的眉说:“槐福呀,天冷了,你要守衣服呀!”谢说:“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哩。”毛委员听了,就一面从自己身上脱下刚发的一件棉衣给他披上, 一面说:“槐福,现在外面正在下雪,你就穿上吧。”谢见毛委员自己只穿了两件单衣,说:“毛委员,你自己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呢? 毛委员说:“我不冷,我习惯了。”说罢就给谢穿上棉衣,扣上扣子。谢穿上棉衣后,就给毛委员送去了一个火盆,毛委员见了说:“我不冷,我没有烤火的习惯。”谢槐福刚走,毛委员就把火盆送还谢,谢和爱人又送去,毛委员又送回。谢见毛委员不收,说:“毛委员,你不收火盆,我也不要你的棉衣了。”说罢,就要脱棉衣。毛委员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好吧,火盆我收下,木炭我付钱。”谢不要,以后毛委员还是付了钱。谁知毛委员收下火盆后,立即送到了另一个贫农魏大娘家。谢槐福还不知道,一直以为毛委员烤了火。半个月后,毛委员问谢还有没有木炭,谢一听很高兴,毛委员又付了钱,而已不要谢挑,自己挑起来就走,谢一看毛委员挑了木炭向别处走去,很奇怪,谢的爱人说:“毛委员自己没有烤火,不知给了谁家烤火了。” 谢就跟着毛委员,见到毛委员把木炭挑到魏大娘家,才从魏大娘家知道毛委员半个月前就把火盆给魏大娘用了。

1928 年 5 月间,毛委员住茅坪八角楼,有一天,赤卫队员在龙目潭捉到

一条 27 斤重的娃娃鱼,送给毛委员,毛委员当时按价付了钱,以后做了菜, 毛委员请几个赤卫队员一起吃。吃饭时,毛委员问赤卫队员:“这种鱼生活在什么地方?”赤卫队员回答:“这种鱼我们叫狗鱼,水中能生活,地面也能生活。”毛委员说:“这是两栖动物。”赤卫队员又说:“这是茅坪地区的特产。”毛委员又说:“这种鱼吃什么东西为生?”赤卫队员说:“大的吃小的,水里的动物它都吃,如小鱼、小虾、小蚊等它都吃。”毛委员听了便笑着对赤卫队员说:“这种鱼要多订多吃。”赤卫队员没有理解就问毛委员:“为什么要多打多吃?”毛委员说:“这是水中的恶霸。”又说:“在我们人民头上也有狗鱼,这就是土豪劣绅,他们剥削穷人,压迫穷人,我们穷人要翻身,就必须把地主、土豪劣绅打倒!水中的鱼要求得解放,就必须打倒水中的恶霸!”大家听了非常高兴,这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对当时土地革命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毛委员历来反对枪毙逃兵,打骂士兵,虐待俘虏种种军阀作风和肉刑制度。1927 年底至 1928 年春,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军阀作风都有。记得有一次一个副官犯了错误,参谋长朱××要战士打他 30 板屁股。毛委员知道了进行批评,他说:这不行,天大的错误不能用肉刑,按法令办事,该杀头的杀头。由于毛委员的教育,士兵也同军阀作风作斗争。记得一个浏阳人,对士兵打骂很厉害,后来战士们起来反对,他也不敢打骂士兵了,开始有枪毙逃兵的现象,毛委员想了个办法,订出制度来,谁不说服教育士兵,枪毙逃兵,就撤消职务。有一次一个团长枪毙逃兵撤消了职务,后来他改了,又恢复了团长职务。由于毛委员不断加强军队的思想建设,参军的人多了,我们军队越来越团结,越来越强。毛委员经常给我们说:“在国民党部队当兵的, 有钱人不会去,都是穷苦人民,俘虏兵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不能杀,不能虐

侍。”被我们俘虏过来的兵感到在我们这里与国民党当兵是两个世界,很受感动。记得有个营长被我们俘虏过六次,前五次俘虏过来,他要走,让他回去,第六次被俘了,我们仍然是不杀他,不虐待他,可他觉得没脸见红军, 自己枪毙了。

1927 年 12 月,我们在遂川打垮了肖家壁,这天晚上,我们住在朱砂冲下面一个村庄宿营。我在河边放哨,看见一只老虎,我急忙打了一枪,连长以为敌人来了,立即出动部队,知道情况后,要整我,说我乱放枪,排长骂我,班长又骂我。那时还有动不动打人,拳打脚踢的现象,战士都害怕“点名”,一“点名”,就有人要挨整了。“点名”时,人人提心吊胆,后来毛委员知道了,就说:“这还了得呀!阶级兄弟呀!”他强调了要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规走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 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

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这样就密切了官兵关系,加强了团结。当时部队规定:缴步枪一支赏银洋一块,缴驳壳枪一支,赏银洋两块,缴重机枪一挺赏银洋五至十块。我缴了几条枪得了几块赏银。后来被毛委员知道了,他说: “我们是革命队伍,不准这样,主要是鼓励战士的情绪。”以后,这个规定就取消了。

毛委员一贯主张官兵一致,平时都称同志,战时就称职务。他常说:“军队不能像农民一样一盘散沙,一个个的小家庭。我们的军队一定要统一指挥, 无指挥不成军队。打仗时士兵要服从指挥,平时官兵平等。”

(节录自尤开富:《在毛委员身边的日子里》,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 461—466 页。作者当时为警通排警通员、班长;1955 年后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