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中的关怀和指引

1934 年 4 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与此同时， 在南方战线国民党两广军阀陈济堂以他的亲信李杨敬的第三军为骨干组成南路军，向我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妄图打开中央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我中央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瑞金。

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面对强大敌人进攻的形势，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不仅把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拼命加以反对，荒谬地提出什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六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等口号，希图毕其功于一役。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曾两次建议，留少量红军在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敌后撤，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但是都遭到李德等人的拒绝。

在南方战线，我们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在“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下，我们被迫在筠门岭地区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仗打的十分艰苦。4 月 21 日，终因故众我寡，阵地被敌人突破了，高级指挥部才允许部队撤出战斗。我带着一个营留作殿后，掩护全师转移后撤。

当时，毛主席来到了中央苏区甫线的赣南会昌县。当时许多人不知道， 我们前线的部队更不知道。

那时候，一支新成立不久的红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二师驻在会昌县的站塘。一大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筠门岭战斗总结。

在那个时期里，天气沉闷，低空密布着乌云，从东北方向吹来的一股寒风，掠过大地，袭击着人们。这正是红军处境的象征：国民党调动了百万大军，发动了对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第五次“围剿”，并以 50 万大军紧压着中央苏区，在北线，红军主力正在和广昌南下的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在南线， 红军二十二师承受着数倍于我的两广军队的进攻，掩护着红军的后方。而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错误路线，却又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 把革命引导到十分不利的境地。

在反五次“围剿”以前，我们这支新组成的部队，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运用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曾前后转战于闽西的连城、武平、

永定；赣南的寻邹、安远、重石、筠门岭、会昌等地。

我们虽然是一支新部队，但是在三、四次反“围剿”中，配合主力部队并在游击队、民兵的结合下，打了许多胜仗。可是到五次反“围剿”时，王明错误路线用教条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来指导革命战争。他们反对毛主席的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用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不放弃苏区一寸土”的口号下，主张打所谓的正规战、阵地战，实行单纯防御。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被堡垒拴住了腿，以碉堡对碉堡，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防御，短促突击”。不得不在人数多、武器好的敌人面前，十分痛心地消耗着红军的有生力量。最后，还是不得不随着这些碉堡的被轰毁， 而节节退守。

我们的作战总结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召开的。

会场是在一一祠堂内。那时没有师长，前任师长程子华同志调高了，后任师长周子昆同志尚未到职，我在师里做政治工作，正和一块工作的同志以沉重的心情，检讨着筠门岭战斗的夫利。

会议正在进行中，司令部作战科的值班参谋忽然跑来，打断了我的总结发言，悄悄说：“会昌来了电话，总政治委员——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我猛一听，吃了一惊，心想：“毛主席不是在汀州医院治病吗？（我在福建上杭安乡作战负重伤后，住汀州医院时知道的。）为什么没有去北方战线指挥主力作战？而忽然到南线来了呢？！”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已被当时王明的错误路线调离了红军。

但我又立即兴奋地想到：毛主席来到了！我们一定又要打胜仗了，一定要胜利了！⋯⋯

在从会场到作战科的途中，我的心情又紧张又兴奋。我走得很快，来到电话机跟前时，我的手臂忽然因为激动而微微颤动了。我拿起听筒来，谨慎地呼叫总政治委员，听筒里传来了安详而亲切的声

“你是谁呀！”毛主席问。

我紧张而又大声地回答了自己的名字，深怕毛主席听不清楚。 “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些什么动向？”毛

主席紧接着问。

毛主席的声音，是那样从容、亲切，使我感到一阵温暖，心中的紧张情绪立刻消失了，我恢复了镇静，详细地把敌情作了报告。

“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部队战士的情绪怎样？现在是怎样部署的？”毛主席接着又问。

我又将筠门岭战斗的经过，以及退守后新的防御部署情况，部队整顿情况，作了扼要报告。

毛主席听了，首先鼓励我们。他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 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一点，这就是胜利！”

听了这话，我感到意外，心里好像忽然照进了阳光，沉闷逐渐消失，代之以兴奋和感动，毛主席很了解前线作战情况，也很了解我们。“毛主席是多么注意研究敌我的情况啊！”我这样想。

接着，我就在电话上请示，毛主席立刻明确、具体地对我说，“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箝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你们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对这个指示，我在当时还没有觉悟到

它的深刻意义，直到遵义会议后才觉醒：毛主席是在启发一个共产党员，要他认识错误路线是失败的基本原因。

紧接着，毛主席在作战思想上指示我们：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 仍然要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与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 继而打更大的胜仗。要考虑几个作战方案。例如，敌人做一路来，我们不打他的头，也不打他的身子，而只是打他的尾巴；敌人做几路来，就订他侧面的一路。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毛主席每说一句话， 我都在内心里喊道：“对呵！这不正是我们前几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打法吗！”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像火花一样，照亮了我的心，使我从当前不利的形势中看到了夺取胜利的关键。

对“反水”群众，毛主席指示，决不要打枪，但是要放“纸枪”，向他们散发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教育群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政策，这些指示已体现了毛主席很早提出的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建军思想。

话讲完了，我放下听筒，呆呆地立在电话机跟前，耳中似乎还响着那安详而亲切有力的声音，从这声音里，我得到无比的振奋和鼓舞。我反复地回味着毛主席的指示，渐渐地，毛主席那高大的身影仿佛浮现在我的眼前，一连串的回忆涌上了我的心头⋯⋯

那是在 1930 年。红军从湖南向江西转移。我在安源一个军民万众的大会上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用他那简洁纯朴、生动有力的群众语言，向安源工人和红军战士们讲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讲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党的政策，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和农民结成联盟，反帝反封建，为工人阶级、力全中国人民的解放进行坚决斗争。毛主席把真理的声音，投到渴求解放的工人、战士们的心坎里。讲话完后，当场就有上千工人和近郊农民报名参加红军。当时，清楚地记得，那时我由红军调到安源工人纠察队做党代表工作。几天后，我们这个纠察队就跟着毛主席，跟着红军， 踏上了战斗的途程。

以后，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行军中、在江西小布的誓师大会上和在福建建宁积极分子会议上，我又看到了毛主席⋯⋯

这样，一个印象接着⋯十印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沉浸在这些难忘的回忆中，觉得眼前分外明亮了，身上充满着对敌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我的胜利信心大大增强了。

忽然，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对！我应该赶快把毛主席到南线的消息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指示向大家传达，让大家分享这份最大的愉快。我跑步回到会场。我的喜悦的脸色，立刻扫清了屋子里沉闷的气氛。干部们立刻肃静下来，等着听我宣布好消息。我压抑着激烈地心跳；轻声地说：“毛主席到南线来了！⋯⋯”

好像初晴的阳光，突然推开了云雾，照射到屋里来了，大家都觉得眼前似乎突然明亮了。我把毛主席的指示，详细的作了传达。这时候，我发觉许多干部兴奋得站起身来，大家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一个个眼睛发亮。全师有名的六十五团善于夜战的第三营营长张国奇同志，不顾头上纱布包扎着的伤口的肿痛，激动地举起双手，猛烈鼓掌。于是，一阵雷动的掌声，口号声

响彻了会场。

我们根据自己过去的切身体会，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那艰苦的战斗年代里，毛主席是我们心里的一盏明灯。我们都知道，无论情况多复杂、环境多艰苦，只要有毛主席，只要传来毛主席的指示，就有胜利的把握。

毛主席来了，我明显地觉察到，每个干部的心都踏实了，有了胜利的信念。

干部们带着一脑袋烦恼而来，现在却换了一脸愉快的笑容回去。

会后，我们就召开了师党委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具体布置：前方只放两个营，顶住敌人；其他的部队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部队抽出于部和战士帮助地方苏维埃政府进行群众工作。第二天，我们带领干部，再一次侦察地形，研究作战方案。部队里也进行了动员，打草鞋、擦拭武器，准备打仗，红军战士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了，全体指战员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为了保卫毛主席在会昌的安全，我们带着部队有计划地、更坚决地打击敌人。四五天之中，我们打了五六次小仗，消灭了敌人的一支企图前伸的小部队。敌人在我们不断的打击下，都龟缩在筠门岭，不敢出动了。

同时，在地方上，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农村阶级政策，以贫雇农为骨干， 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改变了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因而中农情绪稳定了， 和我们靠拢了，基本群众不孤立了。我们抓到边沿地区的“反水”群众，一律放回去，并且向他们进行宣传，说明他们是被地主、反革命分子利用了。这一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反水”群众逐渐涣散了，看到我们部队出动， 也不再嚷叫和通知敌人了。

这是一个多么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呀！毛主席到南线来，才这么短短的时间，形势就发生了基本变化，军民的情绪转变了，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大大增强了，农村的阶级力量也发生了变化，这儿几乎丧失的地区得到了挽救。

然而，正当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改变不利形势的时候， 5 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突然派来以国家保卫局为主的中央检查团，指责我们没有完成坚守筠门岭的作战任务，失守筠门岭是退却逃跑。在这种情况下，我向检查团检讨了在组织指挥上的缺点和失利的原因，承担了领导和指挥责任。如实地汇报了部队英勇作战和实际困难。也汇报了执行毛泽东同志指示后，新近取得进展的情况，这更加触怒了他们。他们依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观点，对红二十二师在筠门岭的战斗做出与毛泽东同志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我红二十二师领导干部和一些中层干部进行了“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作了错误的处理：代理师长兼六十五团团长魏协安同志和坚守骛门岭正面阵地的六十五团政委商辑五等一批同志被撤职查办，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交军事审判，有的被送去劳改，我被带去关进了国家保卫局的所谓“招待所”。

我被关进国家保卫局“招待所”之后，我们红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政委贺清华同志也被关了进来，我们一见面相互紧紧握手，相互问候别后的寒暖， 但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好一阵子默默无言。

当天黄昏，我急切地向他打听部队情况，他告诉我说：“你离开部队一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站塘李官山红二十二师师部。”我兴奋地问： “你见到毛委员没有？”他详细地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一到站塘的当晚， 就会见了我们二十二师前线部队的领导干部。那天晚上，在老百姓一间不大

的堂屋里，我们见到了毛委员，他穿着同我们一样的灰色红军服装，戴着红军帽，赤脚穿一双布鞋。他坐在一张方桌旁边，桌上摆着砚台、笔墨、纸张， 一盏油灯。他把用纸卷的烟，全部当做慰问品，分给我们大家抽。毛泽东同志十分和蔼、亲切地同大家谈话，他想知道一切，无所不问。回敌情，问作战经过，问红军战士、干部的生活和思想情绪，问当前群众情况，问地方工作。⋯⋯我们都作了详细回答。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来到前线看望我们，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深受感动。”

在国家保卫局的“招待所”，有一天晚上，被关在一起的江西省委李绍久同志悄悄对我说：“老弟！你知道不？现在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听他这么说感到吃惊，更加焦虑和疑问：为什么我们党内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老弟，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最能团结人， 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会认清真理的，历史将会证明真理属于哪一方。” 我聚精会神倾听他的每一句话，开始知道党内存在着重大的是非问题，我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情况和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把大革命失败后红军建设，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联系起来对照思索，开始弄明白了一些问题，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真理在毛泽东同志一边。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伟大的长证。

1935 年 1 月到达了遵义。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被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读到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我棒着这份珍贵的文献，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东方已经真的破晓了。

遵义会议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红军，也解放了我们许多同志。就在第二天，关在国家保卫局的同志都被放出来了，并先后分配了工作，我也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工作。一些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我把遵义会议决议文献珍重地装进皮包里，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继续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

（摘自方强：《毛主席到哺线的一件史实》、《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南方战线》，分别见《红旗飘飘》第 14 集第

77—83 页，《难忘的回忆》。作者当时任红二十二师政委；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