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雨露润心田

1944 年 1 月，中央命令我带冀鲁豫军区的部分部队到陕北，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到陕北后，部队编为教导第一旅，我任旅长，张仲良同志任政治委员，驻防在延安以南的清泉沟、王家沟一带。

1945 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仲良同志告诉我，“七大”就要召开了，并且说我是冀鲁豫军区出席“七大”的代表。

盼望己久的“七大”即将成为现实，当然很高兴，但我也成为“七大” 代表，倒感到有些突然。我问：“你哪里来的消息？”

张仲良比我大几岁，陕西耀县人，是 1931 年人党的老政治工作干部。他为人热情，性格爽朗，嗓门很大。他大手一摆，高兴他说：“不是消息，是通知一一中央的通知哩！”

这天晚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我由冀鲁豫到陕北不久，毛主席把我叫了去。当时，毛主席住在枣园。中央书记处也在那里办公。据说枣园过去是西北军师长高双城的房子。院子很大，长满了繁茂的花草树木，其中有不少很老的梨树。我去的时候是春未， 古树新枝，绿草茵茵，春意盎然。毛主席住的窑洞在山坡上，他的左右“邻居”是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记得毛主席的窑洞门前有一个石亭，亭前有一座小花园，还有一棵不大的丁香树。花儿开了，是紫色的，很香。花园不远处有一块小菜园，菜的长势很好。毛主席听说我来了，大步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亲切、诙谐地说：

“欢迎你呀，杨得志同志。你现在算是哪里人呀？冀鲁豫的，还是我们陕甘宁的呀？噢，对了，你是湖南人氏嘛！”这时，警卫员送来了水。主席让我坐下，对警卫员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我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主席关切地问我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我说东渡黄河后，到抗日军

政干部学校（第二期）学习过，1937 年初到抗大学习过，但都因为要打仗， 没学完便到前方去了。我说：“您的几次讲演我是听过了。”

毛主席笑了。他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抗大或者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他停下来，指了指堆在办公桌上的书报文件，又说：“你看， 我也在学。”

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又问我部队到陕北后的情况。我说：“从前方到后方，从打仗到生产，一开始有些同志不大通。现在好些了。”

“是呀，”毛主席说，“胡宗南在我们周围集结了那么多队伍，我们不能没有准备，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是归‘联司’（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指挥吧？”

“是的。”我说。“贺尤同志和我谈过，一方面随时准备战斗，一方面搞好开荒生产。您说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主席点点头，一边让我吃菜，一边说：“总归是要这样吧——军队嘛， 当然最主要的是准备打仗，没有仗打，要练兵，也要搞些生产。不靠自己生产，吃什么穿什么呢？人总是要吃饭穿衣的。你知道，我们现在还是很困难哟！”

毛主席为请我吃饭，专门加了菜，也不过是四样蔬菜和一盘辣椒。实在说，比部队的伙食好不了多少。我说：“主席，您的生活还是应该改善得好

一些呀。”

毛主席笑了：“你是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现在比井冈山时期好得多了。”他指了指桌上的酒，又说，“你看，有酒有菜，暂时还听不到枪炮声呢！”

⋯⋯

回想起这些往事，更觉得党代表的责任是非常之重的。

1945 年 4 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仲良等同志骑马赶到延安一“七大”就要正式召开了。

那时延安没有大招待所。即使“七大”这样重要的会议，代表们住的也是相当分散。有住在党校的，有住在部队的。记得我和仲良同志开初便住在我们教一旅设在延安的一个办事处里。

1945 年 4 月 23 日下午 5 时，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了。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宣布大会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即《两个中国之命运》）。“七大”开了整整 50 天。6 月11 日，选举完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以《愚公移山》为题致闭幕词。记得那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彭德怀同志。代表们唱罢雄壮的《国际歌》，彭德怀同志高声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人们站着，久久不愿离去。

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听取和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朱德同志关于《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周恩来同志关于

《论统一战线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叶剑英等同志的发言，深深感到全党的思想更统一，认识更一致，团结更坚强了。对中国革命的任务更明确，胜利的信念更坚定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摘编自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86 一 293 页。作者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