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帅话长征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两同志力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1931 年 11 月的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 1932 年 8 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苏区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 1933 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苏区，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进一步地贯彻执行，1933 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1934 年 10 月，临时中央猝然决定离开中央苏区，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须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五军团，自离开中央苏区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 10 万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 40 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夫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

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 12 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 3 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 年 1 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 12 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 10 多大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高，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3 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二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壩，南渡鸟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吁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守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

险要。我军就依靠绞车渡 7 只小船，经过 9 天 9 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击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 5 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1935 年 6 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 4 个团，旋经天全、芦山、主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一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煮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苏区，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 6 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回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台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已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而左路军在张国焘率领下南下逃跑，由于朱总司令等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多次函电斗争，才被迫回师北上。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5 年 10 月，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 年 10 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

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寻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它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摘自刘伯承：《回顾长征》，见《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14 页。作者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