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围剿”用兵如神

三次反“围剿”创奇迹

1929 年初，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决定向赣南发展，到东固和江西工农

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下山时，红四军有 4800 人，到了东固，还有

4000 人。这是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期。部队稍事休整，即向福建行动。3 月中旬，长岭寨一战取胜，占领汀州，打死敌旅长郭凤鸣。这就打开了一个新局面。红四军又有了新发展，人也多了，枪也多了，各项政策与制度，也初具规模。

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

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后，部队向闽中进军，后来折回来打上杭。那时队伍己发展到 4 个纵队。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人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人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但错误不很久就纠正了。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的失败教训。

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一军团的影响较小。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

1930 年 6 月在汀州，中央派涂振农来传达立三路线时，成立了红一军团。包括四个军：红三军黄公略，红四军林彪，红十二军伍中豪，红二十军胡少海。由汀州出师，浩浩荡荡北上，先打下樟树，再过赣江打高安、上高等地，接连攻下 10 余县，事实上还是游击战争，所以取得了胜利。由于发动了广大群众，部队也有很大发展，出发时 1 万人左右，这时约有 1．8 万人。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有“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当时红三军团却把长沙打开了，不久又退出来。但李立三又命令我们配合红三军团再打长沙。记得当时红三军团曾派袁国平为代表来说，红三军团已有三四万人，包打长沙，红一军团只开到附近，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但长沙打了 3 次并未打下。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

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我们七弯八弯，弯了很久，才把部队带到了萍乡。我们当时主张先打吉安，得到兵员补充后再打九江，而且说包打下，中央才同意了。10 月间，吉安果然打下。部队有一个发展，退出吉安过赣江时，红一军团约有 3 万人。这对于准备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有很大意义。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 1930 年 12 月 30 日，龙冈一仗，张辉瓒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其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部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

红军休整了四五十月，1931 年 5 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东固、富田一仗，首先消灭公秉藩、王金任，然后经白沙、中村、广昌，一直打到建宁，共 15 天时间，横扫敌人 800 里，五战五胜，

打垮敌人 16 个师，俘获敌人和缴获枪弹的数目很大。

敌人进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自指挥。战役是 1931 年 7 月开始的，敌人分三路由北而南长驱直入，直趋苏区的兴国、零都，形势是极为紧张的。我们撤退，迅速转入兴国根据地，并在进攻的三路敌人中间，在良村歼灭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麟部，在黄陂歼灭了敌第八师毛炳文部。我们在敌人两路夹攻，不到 20 里宽的区域中转移出去，进退自如，打得相当巧妙。这都是由于群众条件优越，将敌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弄得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又在方石岭、张家背消灭敌五十二师韩德勤全部及敌第几师蒋鼎文的大部，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 5 万人、3 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部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

这一胜利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 10 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千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第四次反“围剿”时，因为有前三次反“围剿” 经验，所以还打了一些胜仗，但教条主义已经把红军削弱，把游击队吃掉。在军队组成上，只青目地强调“成分”，对于工人干部，不问其能力、经验如何，把他们提到师、军级的领导岗位上，而全不知我们在农村绝没有许多工人参加红军的实际事实。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苏联情况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晓得要把我们这样一

支军队，完完全全变成一支像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红一军团同志跟随毛主席搞了这么多年，要把毛主席的思想真正搞通了才行。把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学好了，才能把事情办好，才不愧是毛主席的学生。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自己不管到什么地方工作，随时都要虚心，要看到入家的长处，并善于向人家学习。

（摘自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朱德选集》，第 128—133 页。作者当时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1955 年被授于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