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峻的时刻

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 1935 年 6 月中旬，翻越夹金大雪山，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本来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整个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党中央和毛主席确定了两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和部署，乘尾追之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远远甩在后面，堵截之敌兵力分散，尚未完成部署之际，两个方面军协力北上，迅速向东北方向发展，打下松潘，攻占平武，然后出甘南，沿文县、武都一线前进，占领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然而，张国秦从会师那天起，就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他悲观地认为，革命处在“总退却”阶段，错误地主张向西康或青海等边远地区退却。同时，他把红四方面军当成个人争夺权力的工具，仗侍人多枪多，向党闹独立。还在两军会师之前，他就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自封“主席”，现在又妄图改组党中央和军委，由他当主席。为此，中央政治局于 6 月 26 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斗争，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会议明确了红军统一由中央军委指挥，决定任命张国煮为红军总政委，对他作了大量说服团结工作。但他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当面表示同意北上，会后一返回驻地，就制造谣言，歪曲和攻击中央的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不满意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这就破坏了中央整个的行动计划，使部队在懋功至黑水一带停留了不少日子。后来，在中央耐心帮助说服下，他才勉强同意四方面军的主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集中。是北上抗日，还是退却逃跑？是团结还是分裂？红军和中国革命处于一个严峻的时刻。

这期间，敌情一天天严重起来，然而部队却一直没有行动。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 8 月初才跟上来。他一到毛儿盖，便无视两河口会议决议精神，继续反对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反对红军北上。说什么：革命高潮的形势尚很遥远，北上对我不利，领导与组织指挥存在问题等等。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对张国烹的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希望他能够觉悟，服从中央领导，共同北上。经过近 10 天的辩论和斗争，会议做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

决议》，重申北上方针的正确，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一、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理屈同穷，才不得不表示同意北上。

由于张国焘的不断阻挠，红军已先后在懋功、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前面，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平武、文县；后面，懋功、绥靖、茂县等地，已被敌人占领，各方敌人正步步向我进逼，企图围歼我军。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当机立断，出敌不意，把原定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向甘肃洮河以东开进。根据当时各部队所处的位置，把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以争取时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毛几盖出发，经草地出班佑，向巴西地区前进；朱总司令、张国煮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为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把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陈昌浩同志任政治委员，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前指随右路军行动。

我们走出草地后，经过班佑，于月末进抵巴西。这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藏民村落，村中有一座喇嘛庙。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庙里，徐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叶参谋长三人同住一间大屋，我们作战科（一、四方面军汇合不久，作者吕黎平跟随叶剑英被调到四方面军——编者）、机要科就在他们左侧的屋子里。

这期间，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右路军前锋第三十军和第四军一部走出草地后，迅速包围包座，打敌援兵。部队在劣势条件下英勇奋战，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四十九师，该师师长伍成仁也没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这就迫使敌人后续部队不敢轻举妄动，为我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这时左路军迅速跟上来，共同北上，形势依然对我有利。

但是，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顾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擅令部队停止前进。中央一再去电要他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他却一意孤行，按兵不动。他先是提出要通过甘肃西部西进青（海）、新（疆），后又提出南下川、康，还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与中央纠缠。在巴西，陈昌浩和张国焘一唱一合，互相呼应，他们还通过电报往返，互通情报。党中央驻地在距巴西几里远的牙弄（当时叫阿西）。为了说服教育陈昌浩同志，争取张国焘，9 月上旬一连好几天，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天天步行来巴西开会（周副主席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就在徐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叶参谋长他们住的那间大屋里进行。由于陈昌浩同志态度蛮横，气氛十分紧张，屋里不时传出争吵声。这就是有名的巴西会议。与此同时，在敌情不断变化，眼看我军将要陷入危险境地的情况下，中央连续电令张国焘立即行动， “不得违误”。这时，张国焘不但继续坚持其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公然违抗中央、军委的命令，竟企图以武力威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折返草地，再爬雪山，同他一起向川康逃跑。

月 8 日或 9 日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正逢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我回忆电文的主要内容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

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企图用武力危害党中央。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会议室，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回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得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阿西），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张闻天、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紧急商议，断然作出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的决定后，叶参谋长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又返回巴西。

当晚，叶参谋长把我和陈茂生同志叫到一起，特别叮嘱：“不要向任何人谈及这份电报之事。”别的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叶参谋长照常办公，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后来，他来到作战科，看到没有别人在，便悄声问我：

“吕继熙（当时我的名字），有甘肃、陕西省的地图吗？”

我当即向他报告说：“在包座战斗中，只缴获了一份完整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全图，没有陕西省图。”

叶参谋长说：“你把这份甘肃省图给我。” 我从文件箱里取出地囹，交给了叶参谋长。

就在这天深夜，叶参谋长冒着极大危险，乘人们熟睡之际，悄悄起身，以筹粮的名义，率领军委直属队奔向牙弄，跟着毛主席踏上了新的征途。

日早饭后不久，突然何畏（原四方面军的一个军长，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担任新组成的红军大学校长，后来成为可耻叛徒）坐着担架赶来，慌慌张张向陈昌浩报告，说党中央、毛主席已率部队向北挺进了。他手里还拿着毛主席、周副主席署名的要红大立即出发的命令。陈昌浩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召集部分领导干部来指挥部开会。陈煽动说：他们走了怎么办？是否派部队去追击。大屋里气氛紧张异常。在这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多数领导同志忧心忡忡，担心会给革命和两支红军造成严重的恶果。因而，沉默苦思更妥善的处理办法，以避免互相动武的局面出现。沉思片刻之后，多数同志以坚定而又严肃的态度，委婉而又鲜明的语言，不同意李特和陈昌浩提的派部队去尾追的主张。我后来听说，当时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周率领一、三军团向北挺进去抗日前线，这是中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我们既无理由也无必要派部队去追击。我们同样都是干革命嘛，哪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这些义正辞严的话，得到在场的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于是，陈昌浩同志说：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会后，陈昌浩派当时的副参谋长李特（张国焘的追随者），带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进行“劝说”。当李特追上去时，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同志接见了他，对他坚持张国焘那套论调严厉地给予批驳，同时受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委托，再次对张国煮、陈昌浩等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李特传回来的党中央的精神是：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长征途中发生的这场激烈的路线斗争，虽然到此并没有结束，但党中央、毛主席和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已安全脱险，胜利北上，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红军有希望了！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摘自吕黎平：《青春的步履》第 193—202 页。作者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