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夜畅谈中国革命

1948 年 4 月 11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县城南庄。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过来的。听说，中途遇雪，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4 月 10 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

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 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安排工作去了。

毛泽车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 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的内容，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有些则至今记忆犹新。

看来，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了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 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上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槁。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

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 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上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我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谈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建国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 他还要我搞一点酒来。

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同志继续畅谈。

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喝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一野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据点，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据点。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我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同志来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过长江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

在城南庄，毛泽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精神感人。这年

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由蒋管区或国外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选编自《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69 一 676 页。作者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