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斗“洋顾问”

李德一到苏区，就赶上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他大权在手，刚来到就处理了一个问题。敌人围剿开始时，肖劲光同志正在闽赣军区任司令员，由于敌人来势较猛，他手上只有一个 70 来人的警卫连，驻防在黎川。敌人用了三四个师的兵力围攻他们，我军主力又来不及赶去，肖劲光同志没有办法，只得将自己的少量部队撤出黎川，避开了敌人的攻势。李德知道了此事，不问情由，就说这是退却逃跑，提出要对肖劲光同志进行审判，并判了他 5 年徒刑。

肖劲光是位老同志，曾两次去苏联：1921 年与刘少奇同志同去过；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又被雁到苏联最高军事学府之一的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回国后又屡建战功，这次却受到了李德的不公正处分。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坚决反对，他当时正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就利用自己的影响，没有执行李德的决定，将肖劲光同志调到红军学校干部队作军事教员，保护了他。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不仅根本没有作群众性的思想动员，连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相反作了严格保密，连有的高级领导人如项英、陈毅等同志，当时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意图。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像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动，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零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从这一方面看，毛主席的作用和历史性的功绩确是伟大的。

1934 年 10 月中旬，军委总部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了。出发以后，李德等人强令部队采取“雨道式”搬家方式，一、三军团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俺护，五军团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还有各种“坛坛罐罐”，仅挑子就有 3000 多副，真是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之敌人处处围追堵截，部队只能沿途消极避战，像叫化子打狗似的，边打边走。这样好

容易通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部队处处挨打，损伤惨重，大的笨重东西都没有办法带了，为了行军和作战便利，只好把千辛万苦从苏区搬来的机器等笨重东西往山沟里扔。渡湘江时，连电台的发电机、蓄电他和 X 光机、印刷饥和几门小山炮等等，部忍痛埋掉了。有的运输员来的时候思想上就是不大通的，这时就把东西一扔自动跑回家去了。加上战斗减员，部队很快就损失了2／3 的兵力。过湘江以后只剩了 3 万多人。

当时李德已经无法全面指挥，只能根据各部队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在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同志。那段时期，只听到从各个纵队来的报告，说部队不断减员，特别是中央纵队不断来报告说，人都散了，机器都丢了。李德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一筹莫展，他那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狼狈相，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可是此人毫无自知之明，反而迁怒于人。当时有两个部队，一个是周昆当军团长的八军团，一个是周于昆当师长的三十四师。由于部队中大多是新编人红军的地方赤卫队和农民，未经过训练和实战锻炼，在连续的行军苦战中，整个部队几乎全打散拖垮了。到遵义以前，部队在一个地方停留时，李德还掌着权，他把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找来，将他痛骂了一顿，训斥他带的什么兵，把部队给带垮了，把老婆倒带着。实际情况是周子昆的爱人曾玉同志，红军长征时本来让她留在苏区，她不愿留下，自己拼着命跟部队走，丈夫又顾不了她，吃了许多苦。可是李德却为此大训她的丈夫周子昆，还命令警卫班马上把他绑起来，送军事法庭审判。可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当时博古和毛泽东同志正好在场，博古对此默不作声，还是毛泽东同志出来解了围，说把周子昆交给他去处理，这才使李德下了台阶。

部队前进到湘四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察觉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 5 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面对这一情况，李德竟然坚持按原计划行动，把已经遭到惨重损失的 3 万红军，朝十几万强敌的虎口中送。

1934 年 12 月 11 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开了一个临时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决主张中央红军转向西南，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已经跋涉千里、苦战俩月的部队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毛泽东同志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和支持。但仍未能说服博古及李德等人。

12 月中旬，大概是在通道会议的一周之后，我一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当时黎平有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一个团驻守，但他们在我先头部队未到达之前就弃城而逃，溃兵退到十万坪，驻十万坪之敌也跟着向后逃跑，一直退到五里桥。贵州敌军这种望风披靡、狼狈逃窜的情形，同湖南、广西军阀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情况，引起了到达黎平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很大的兴趣。

接着，中央领导同志又进一步了解到，贵州军阀王家烈、犹国才、侯之担、蒋在珍这四个派系名为统一，实则各据一方，时常内江。王家烈虽名为国民党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主持贵州军政，但实际上能够由他指挥的部队只有两个师而已。还了解到，贵州的统治者为了开辟财源，中饱私囊，除立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公开宣布开禁鸦片烟，种罂粟、吸鸦片烟到处可见。富人靠鸦片烟发财，穷人抽鸦片烟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老婆，

贫富悬殊，矛盾极为尖锐。特别是军队也抽鸦片烟，被称为“双枪兵”（一杆步枪加一杆烟枪），战斗力较差，比较好打。

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军贵州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前进。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同志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上，第一次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它可以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端，是尔后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召开的基础。

不过，我们红一师（指李聚奎任师长的红一师）的领导干部得知这次会议精神是在我们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一天，我们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里通过，听说我们红一师师部在这里，前梯队也停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记得还有王稼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来到我们师部。那天，我们司令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我们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间，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那时毛主席也用这个词）没有？他们谈话后，接着就是吃饭。那时招待领导同志吃饭，只要有点肉，就算是好饭了，他们见炊事班一下子端上来了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了，见上来了肉，竟喊了起来：“嗬，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笑语不断，连半个多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我们猜想，一定是在什么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上她们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由于他们谁也没有向我们提起，所以我们也不便于发问。

中央领导同志吃完饭正出门时，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同志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说：

“里面有饭，快去吃吧！”

毛主席对李德说的这一句话，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把它变成了“毛主席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我们觉得这样说不太好，但一下也纠正不过来。这也难怪，因为那时大家对李德确实很反感，特别讨厌他那一套论调：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 30 多个县，10 万军队，是一个国家呀！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的军队就是正规军，应该打正规战，应该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呀！还有什么短促突击呀！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积小胜为大胜呀！记得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他在一军团的师、团长会议上，给我们讲“短促突击”的战术课，从头一天晚饭后，一直讲到第二天早晨。更加讨厌的是他完全凭地图指挥部队打仗行军：至于地图准确不准确，部队吃上饭吃不上饭，有没有睡觉休息的时间，这些他都全不考虑。所以，广大指战员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失利归咎于他，也是可以理解的。

（摘自《伍修权回忆录》（之一），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1 辑，第 176—179 页；《李聚奎回忆录》，解放

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6—129 页。伍修权当时为李德的翻译；建国后曾任外交部、中联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情报部部长等职；李聚奎当时任红一师师长，195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