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反不能“逼供信”

1942 年 4 月。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所有干部，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整风学习的高潮。我们在绥德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按照中央的规定， 认真学习整风的有关文件，在领会文件精神，划清思想界限的基础上，根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和成绩，揭露缺点和错误。通过整风的学习、讨论和总结，收获是极其丰富的。

在整风运动中，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防止敌人的破坏，对干部的出身、历史进行审查是必要的。 1942 年 11 月，康生在西北公学搞试点，他用逼供信的方法，搞假典型，开展所谓“坦白、自新运动”，执行了一套“左”的东西。 1943 年 7 月，康生又向中直机关于部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从此，“抢救运动”就更有所发展，许多干部和群众被追查和逼供，制造了大批的冤案和假案，搞得人人自危。因受康生的影响，绥德也搞了“抢救运动”。我因忙于行政工作，开始没有分配我的任务。7 月间， 朱德总司令来电报，要我去延安接受新的任务。我到延安后，朱德说：原来准备派你去榆林，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你不必去了。他要我在延安休息几天后仍回绥德。另外，他要我去见毛主席，看他有什么指示。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去枣园。毛主席的住房前有一棵大枣树，树下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小椅子。我就在这里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边喝茶，边谈话，毫不拘束。毛主席问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我说这项工作主要是地委抓，听说绥德师范正在搞，搞出的坏人不少，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讲

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他又讲，结果，越搞越大。他们沉痛地对我说，我们过去在肃反中错杀的干部很多，这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 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毛主席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的很深刻，是对我党多年来肃反工作的总结。我认真地作了记录，回绥德后，向地委作了传达。

当时，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会的很不够。我传达以后，地委没有停止运动，仍继续进行“抢救”，但方式方法要和缓些。“抢救”的重点仍放在绥师，因为绥师过去的校长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经过调查了解，发现有一个学生在校长白焕亭逃跑时，他也跟着跑了。他跑到榆林后，又在那个校长斩办的响水师范读书，1942 年才回来。根据他的情况看，确有可疑之处，决定“抢救”他，找他谈话，问他为什么跟着校长逃跑？他说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再追问他，学校这么多人都不害怕，都不跑，你为什么害怕？ 你害怕什么？你一定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开始时，他不承认，经过一再追问，他承认参加了中统，是校长策划他逃跑的。由于这个问题突破了， 大家觉得有文章可作了，就继续追问他为什么回，一定带有任务。他说，因为看到共产党还不错，家里都很好，没有发生什么事，心里就踏实了。另外， 回家读书也方便，所以就回来了。对他的交代，我们总是不信，还继续追问。搞了五六天，他最后交代说这次回来的任务是发展组织，已经发展了三四个人，还带着暗杀和暴动任务。但他讲的有些情节很荒谬，不可能是事实，我发生了怀疑，遂亲自审问，首先向他交代党的政策，要他实事求是，讲老实话。这时；他才讲了实话，他说，参加中统是真的，其它的事，都是编造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审查他的问题是对的，事出有因，但搞逼供信， 无休止的追问，就错了，如果不是及早发觉，就可能造成冤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地委书记，引起了他的重视，立即召开地委会议，提出在“抢救运动” 中不要搞逼供。这次会议后，运动还在继续进行，但方式改变了，不搞逼供信了。不久，中央把毛主席在那一时期关于审干问题的谈话归纳力审于的九条方针，于 1943 年 3 月 15 日作为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发给全党。这时，“抢救运动”才被制止。以后，又把搞错的案子进行甄别平反。

（摘选自袁任远：《征途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 1g85 年版，第 137—140 页。作者时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兼绥德专署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