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奸计有备无患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从峨嵋山跑下来，抢地盘，摘“桃子”。目的很清楚：独吞胜利果实，消灭人民力量，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

内战乌云，布满天空。为争取和平，阻止内战，我党尽了最大努力，毛主席还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订立了“双十协走”。然而，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极端仇视人民力量的阶级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所谓“谈判”，是为了争取时间，部署力量，迫我就范。他手里有数百万军队，有源源不断的“美援”接济，有大半个中国的地盘，自恃消灭革命力量的“资本”，绰绰有余，决心不顾一切，掀起内战。“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各战区发出“剿匪”密令，调集重兵， 准备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我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 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交出革命武装去当“官”，拿人民的利益做交易，坚决不能干。我们反对内战，力争和平，但蒋介石一定要

打，那就对不起，只好武装自卫，奉陪到底。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决心， 完全正确，下得及时，教育了全党，武装了全党。在上党，在绥远，在邯郸， 蒋介石的军队向我大举进犯，因为我党我军有了充分准备，坚决武装自卫， 结果取得歼敌 10 万余人的重大胜利。上党、绥远、邯郸三个战役，虽然还不是全面内战的开端，但证明党的路线和自卫方针的正确性，证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对保卫革命果实，增强人民战胜反动势力的信心，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那时患病出院不久，身体较虚弱，住延安枣园继续休养。有次和毛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谈到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我说：看来要狠打一家伙，不打是不行的。主席说：对，只有打才能推迟和制止内战的发生。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也下怕。只有彻底消灭他，他才彻底舒服。

1946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160 万大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内战全面爆发。

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事先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挈全党全军，积极做好应变的准备，这就为渡过战争初期的难关，创造了条件。那时，我军已经控制了北起中苏、中蒙边境，南抵长江，西起陕甘宁边，东至北海沿岸的大片北方领土，既解决了战略靠背问题，又有广阔的机动回旋余地。各战略区几乎连成一片，便于相互援应，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小块根据地孤立存在， 遭敌众兵分割“围剿”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全解放区人口约两亿，军队120 余万，地方武装和民兵 200 余万，划分力晋冀鲁豫、晋察冀、中原、华

东、东北、晋绥 6 大战区，加强了各战区的党政军领导和独立作战能力，形成正规军、地方兵团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系。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 实行土地改革，调动了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掀起参军、支前、生产的热潮，为支持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源泉。各战区的部队，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进一步提高。我党不断揭露蒋介石反对和平、制造内战的阴谋，不仅内部有了充分思想准备，而且有力地争取了国际国内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同情。这些条件的存在，加上战略指导方针的正确，使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头 4 个月里，即歼敌 35 个旅，近 30 万

人，顿挫“国军”进攻凶焰，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 3 至 6 十月内“消灭共军” 的计划。由此可见，有备和无备大不一样。兵书上所谓“忘战必危”、“有备无患”，的确是真理。

蒋介石机动兵力有限，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重点进攻。目标首先是延安，企图打击我中央首脑机关，进而腾出胡宗南的 34 个旅 25 万兵力，投入

华北战场。我陕北部队仅 2 万余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险恶。 11 月

18 日，中央作出放弃延安的决定，并决定将后方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行疏散，分批向晋绥解放区转移。

疏散前夕，毛主席在枣园召集了一次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见见面，讲了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强调解放战争非打不可，打就打到底。他说：这个战争可能打三年、五年、十年。三种打算，即短期、中期、长期。要准备长，争取短，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我与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爱人工前，以及黄杰同志，共 20 多入，乘卡

车先去绥德。随后辗转于 1947 年 6 月到达大行山区，6 月 13 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从此，我开始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经历。

（摘编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98 一 704 页。作者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