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斗争不懈

我自从来粤赣工作之后，就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了，处在王明路线统治之下不免有思念之情。

为毛泽东同志工作方便，我和他住在一起，生活予以关照，工作上多方支持。当时他身休不好，又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特别是蒙受王明路线的迫害和打击。尽管如此，但从他的言谈和行动中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愁闷和不快，他总是那样情绪饱满，豪爽乐观，不计个人恩怨，从全党全军团结的大局出发，光明磊落，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的出路着想。白天，他不是置身于群众之中，就是到粤赣省委了解情况，或者深入部队做调查研究。筠门岭战斗后，毛主席亲自给在站扩总结工作的二十二师政委方强打电话，询问筠门岭战斗的情况。后来，大约是炎热的夏天毛泽东又亲临站在前线接见厂部队的领导干部。他身着和战士一样的灰色的红军服

装，脚弃一双粗布鞋，和蔼又亲切地同大家促膝交谈，询问敌情、作战经过， 询问红军战士、干部的思想和生活，询问群众情况和地方工作。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找边沿区一些具区干部谈话，了解党、政、军的情况。晚上不是找人谈话，就是看书或是伏案写作，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知他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在这当中，我作为军区司令兼政委又是粤赣省委常委和宣传部氏来说， 理应向他汇报南线军民反“围剿”的情况及我的看法。我说，领导上不从实际出发，在我调来粤赣军区之前，命令部队在筠门岭一带修了些堡垒，但都是土造，没钢筋水泥，一摧即垮，贻误战斗，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因此，我来这里之后就没大修筑这玩艺。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很感兴趣地问道： “为什么？”

我说，根据现在的敌我形势，在敌强我弱下，我们仍要搞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必要修人力的碉堡，在乌龟壳里怎么能打游击？净挨人家的揍！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和我们一起制定了作战计划和部署，并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 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矛盾，壮大自己。又说，目前仍是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的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这叫以卵击石。为保存红军主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我们，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在地方党、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还要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并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同时还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派小分队化装到敌占区去作宣传，也取得了统战的良好效果。由于“左”的政策，又加上敌人利用当地“铲共团”，欺骗群众，挑拨群众与我们的关系，特别是站扩、罗田那个地方的群众工作比较复杂，因而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不大好，甚至有些对立。一次二十二师在罗田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了。当毛泽东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特别强调了军民关系，他说，我们所说的游击战，就是农民群众的战争。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做好群众工作， 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毛泽东同志的话音没落，我立即想起了一件事：那是 1932 年，毛泽东同志在住老古井医院时，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作社会调查，写成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草稿。尔后用壁报的形式张贴出来，公诸于群众，请工人、农民、干部、战士阅读提意见。每天晚上，房子里灯光闪闪，济济一堂，笑声琅琅，边读、边议、边修改。后来，毛泽东同志又根据在兴国和才溪乡、长冈乡的调查，又作了补充修改，这就是 1934 年 1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报告的一个部分，给我们提出了“组织战争， 改善群众生活”两大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话如同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粤赣省党政军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从部队到群众，从对敌斗争到根据地建设，在毛

泽东同志指示后的短短的时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到敌后去打游击。如在寻乌境内就打了几个小胜仗。消灭、抓获了许多敌人，获得不少战利品。使部队生活稍有改善，还第一次吃到牛奶罐头呢。就在毛泽东同志即将离开会昌的前夕，于 7 月中旬在一个碧空如洗，清风拂面的早晨，他和粤赣省的一些负责同志，从文武坝出发，渡绵江，过五里排和黄坊，健步登上会昌城外高峰—一岚山岭。毛泽东同志站在高山之巅， 纵览郁郁葱葱、山地起伏的粤赣锦绣河山。他回到文武坝之后，急忙欣然命笔，写下了题为《清平乐·会昌》的激昂诗篇：

东方欲晓， 会昌城外高峰，

莫道君行早， 颠连直接东溟， 踏遍青山人未老， 战士指看南粤， 风景这边独好。 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词当时在省委常委中进行传阅、讨论，他以“风景这边独好”的形势教育我们，以“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斗志来激励我们。

第五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因受“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从大局出发，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的身分，时刻关心着战局。对于南线的和缓形势，毛泽东同志早就给以关注。1934 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紧张之际， 他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 曾对当时的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和我作过指示。他说，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的内部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又说，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同志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为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对消除赤白对立，促进陈济棠和我们谈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会昌地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也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就在毛泽东同志从会昌回瑞金后不久，他要在这里打出一个和谈局面的预言就实现了。

（摘自《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315—319、323—324 页。作者当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粤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