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坊会议定决策

1930 年 9 月 29 日晚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同志，带着长江局的命令来了，准备说服一方面军党的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要方面军仍开回去打长沙。周一到宜春就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盛情款待，并向他进行了通宵达旦的叙谈，陈述打长沙与打吉安的利弊，说明了第一次打长沙进而又出没站住脚的主要原因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不足。第二次打长沙，还是缺乏群众条件，成为单纯的红军攻坚。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的条件还不具备。结果，周以栗同志被毛泽东同志说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和来此的使命，并完全接受了正确路线。

之后，在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支持下召开了袁州会议。会议决定了不再回师打长沙，也下马上去打南昌，而是要打吉安。此举是战略转变中的重要一着，可使赣西南广大红军连成一片，而进一步“经营江西”革命根据地。袁州会议可以说是红一方面军反对“立三路线”斗争的一个前奏，或者说是思想准备，因为第一次打长沙攻占了又放弃，第二次打长沙为时半月之久未克，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员。它在启发教育着一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

10 月 5 日，一军团夺取吉安后，就召开了吉安会议。之后，于 14 日移师北上。在向袁水流域推进中，毛泽东同志在沿途主持召开了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除了开会，毛泽东同志还忙着找干部谈话，继续解决行动问题。我记得总前委是 17 日在峡江一个资本家的店房里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峡江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参加会议的总前委委员、军以上干部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一军团林彪、罗荣桓、黄公略、蔡会文等；三军团彭德怀、膝代远、邓萍（五军军长）、张纯清（五军政委）、何长工（八军军长）、袁国平（八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还有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如曾山、曾炳春、李文林等。李井泉、古柏同志作记录。与会者一共不到 30 人。

会议开了一夜。上半夜对所议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主要问题是： 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白色区域。

会上毛泽东同志有个敌情报旨，谓敌军罗霖、毛炳文、公秉藩、张辉瓒、邓英、谭道源等 6 个师的兵力开到南昌，向樟树蠢蠢欲动。正像毛泽东同志

19 日在峡江致湘东特委信中所指出的：“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

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的来进攻革命。”

1930 年 7 月我们打长沙时，敌人曾嘲笑我们“小丑不能跳梁”，可是偏偏“小丑”抄了他们的老巢，一举攻克长沙城，几乎生擒何键老贼。从此他们看到了红军的力量，不可小视。这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已告一段落，他们的反动统治受到了革命的威胁，就勾结、“和解”，妄图扑灭革命，对我们方面军渐成“围剿”之势。敌人磨刀霍霍要来进攻了，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的大前提还是敌强我弱，而具体看湘敌强，赣敌弱，我们要“诱敌深入”，以弱胜强。同时，西岸夹在湘、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之东呢，地跨闽、浙、赣边界， 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实际上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经验的继续。

三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相反，主张不过赣江，还要打南昌、九江，怕丢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三军团的兵源在这一带的占优势， 不愿意离开这里。一军团也有人认为，从秋收暴动时起，在赣江西岸就有基础，也不愿意离开这里。当时“立三路线”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揭开，打南昌， 攻九江，取得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份的首先胜利的影响还严重存在，所以会上的争论，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没为大家所接受。但是，毛泽东同志反复用敌情变化的事实，阶级力量估量的观点来分析形势，教育大家。

会议一直争论到下半夜才休息一下，这时三军团的同志碰了个头，我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势必一、三军团要一个河东、一个河西，就不能集中拳头砸向敌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权衡利弊，赣江西不如赣江东。膝代远、邓萍、张纯清也持有类似的意见。彭德怀同志也感到若再这样坚持下去，一、三军团有可能就要分处赣江东西，则不能集中兵力对付敌人，必然削弱了我们的力量。大家的思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只有袁国平同志的思想还未全通。从整个会上看，我记得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意见一致，一军团的罗荣桓同志发言少，是拥护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地方上的几位同志很少发言，主要是“看会”，看军队同志的态度。曾山同志是很好的，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是向南得路发展，打南昌、九江的问题还有少数同志并未得到完全解决，因而峡江会议还留下了这样一条尾巴。这反映在一方面军的历史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信函中。有等待大多数干部、战士觉悟之意，还有斗争策略问题在其中。

总之，我认为峡江会议是一方面军总前委反对以李立三同志为代表的我们党内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的开始。

10 月 25 日，总部从黄土岗移师罗坊，同时通知各军主要领导人到罗坊参加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总前委委员和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以及江西省行委、省苏的负责人。我和三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兼八军团政委袁国平是从军部去的。三军团的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会议，党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是由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会上，毛泽东首先讲了当前敌情，指出敌人要进攻我军的紧迫形势。因此，我军不能继续按原计划去进攻南昌、九江。并提出东渡赣江准备反“围剿”，实行“诱敌深入”。要求到会的同志严肃认真地讨论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朱德、周以栗等也讲了话。

在讨论中，大家发言非常积极。通过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结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教训以及占领吉安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在目前敌人对南昌、九江大量增兵，加强固守，一步步向我红军、江西苏区进攻的情况下，红军必须改变原来的进攻计划。对这些问题，在罗坊会议决议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会议当时讨论的这些问题，大家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因此，在 10 月 26 日就正式形成了罗坊会议的决议案（即《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但罗坊会议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军东渡赣

江，到根据地内去打破敌人的进攻时，开始时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大。特别是地方上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极力反对把敌人引到苏区来打，反对过赣江。我们三军团参加会议的有些同志，也是不大同意过江的。认为东渡赣江， 诱敌深入根据地内部，给根据地人民危害很大。主张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前来进攻的敌人决战，变敌人的进攻为防御，制止敌人的“围剿”。因此，说服干部接受东渡赣江，诱敌深入，到根据地内部去作战的问题，就成了当时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为了使到会的同志理解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许多的说服教育工作。明确地指出，此次蒋介石调集兵力要大举进攻革命， 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战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 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 争取革命胜利唯一正确的策略。只有诱敌深入赤区，大举灭敌，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了，敌人工事也就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入，南昌、九江不攻自破。这种战略，才是最实际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才是扩大红军争取革命胜利的策略。朱德、周以栗、彭德怀、黄公略等同志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一道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会上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同意了毛泽字的正确主张，会议终于 在 10

月 30 日决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从总前委自撤围长沙至罗坊的这几次会议来看，都是为了克服立三“左” 倾军事冒险主义，是紧密相联的。我认为，从红军撤围长沙至袁州会议，是反立三错误的良好开端，峡江会议开始厂转变，太平圩会议停止了红军进攻， 罗坊会议是这几次会议的继续，罗坊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就使总前委的路线完全转到正确路线上来了，才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正如苏区中央局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的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到龙岗东韶底伟大胜利”。我们可以看到，从撤离长沙到峡江，口号还是打入城市。峡江会议在军事行动的总目标上，还没有放弃进攻南昌、九江。直到罗坊会议作出了决议，提出诱敌深入作战方针，这是个根本性的转变，由进攻到退却。罗坊会议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于它正式克服了立三错误在红一方面军内的影响，没有罗坊会议，就没有“引兵赣东”， 不能“引兵赣东”，就不可能打败敌人的第一次“围剿”。罗坊会议把两个军团和地方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了，诱敌深入，取得反“围剿”的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

（摘自《何长工回忆录》，第 286—291 页；《何长工谈

罗坊会议前后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资料》第 23 辑，第

182 185 页。作者当时任红三军团第八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