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救革命武装

二十军独立团，是由湖南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臼卫军组成的。1927 年 5 月 21 日“马日事变”，军阀许克祥包围长沙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大量屠杀工农群众。这时，平江、浏阳等具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情况，未能攻进长沙城，退了下来。他们一边寻找上级党联系，一边整编队伍。队伍编起来了，需要有个名义，他们就打起贺老总的招牌，叫做二十军独立团，张启龙同志任党委书记。南昌起义暴发，他们想去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但是贺龙、叶挺同志率领大军出发已久，联络不上。他们沿途又遭受到一些挫折，和反革命武装的阻挠，便一边派入继续寻找上级党的关系，一边转战在湘赣边。我们参加独立团时，张启龙同志亲自找中共湖南省委联系去了，由彭商仁同志代理党委书记。

几天后，独立团从高安出发了。沿途与少数散匪进行了一些战斗，经上高、宜丰到达了铜鼓。这是一座偏僻的山城，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并没有城墙，也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只有几个伺堂还比较宽敞一些。有名的肖家词堂就是我们团部的所在地。肖家词堂的前面，有一条小河，我当时在新兵训练处工作，就住在小河对面的另一个祠堂里。

我们独立团在铜鼓休整近一月。这期间，“八一”起义后从武汉赴九江途中在黄石港上岸的警卫团，转移到武宁、修水，和我们联系上了。在山口

——铜鼓、修水之间的一个小镇子，召开了“山口会议”。独立团原来只有一、二两个营，会后补充了我们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编为独立团第三营。

正在这个时候，部队中发生了一件激奋人心的大事情，毛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同志，只身从湖南来到了我们部队！毛委员的头发很长，上身穿白线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听说，毛委员在来铜鼓途中，曾经遇险，一度被敌人扣留，所幸身上带了几块钱，才设法得以脱身，来到部队。记得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团部召集排以上干部，在肖家祠堂举行会餐。饭前，毛委员和全体干部见了面，并且讲了话，说党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他特地来看望大家，毛委员接着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号召我们举行秋收起义。

过了中秋节，我们就出发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四个团：原警卫团改编为第一团，以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我们独立团改编为第三团，第四团则是收编军阀夏斗寅的残部。部队的任务是总攻长沙，计划是：一、四团由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二口自萍乡、醴陵先打浏阳，再攻长沙；三团从铜鼓出发，与二团同时打浏阳，会攻长沙。

我三团首战攻克白沙市。这时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

门前的洋油灯，仍然闪的着黯淡的微光。毛委员从湖南来部队时，长途奔彼，历尽艰险，脚被草鞋磨烂了，不能行走，我们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走。这时已是 9 月中旬，大气渐凉，毛委员身上那件细布短褂，自然抵不住仲秋的晨露，只好披上一件白布夹被御寒。我团顺利地占领了白沙市，毛委员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这时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缺乏弹药，没有给养，1／3 的战士发疟子，打起摆子来，不用说打仗冲锋，连走路都走不动了。当时，党的绝对领寻还没有树立起来，革命的武装斗争也还没有经验。我们到达东门市时，部队很疲劳，突然遭到敌人强烈火力的袭击，我团败退排埠。王兴亚同志率领的二团，因不明情况，孤军向浏阳进攻，并占领该城。敌人在东门市击败我团后又回头打浏阳，遂使二团陷入重围，背城面水死战，大部分同志英勇牺牲了。至于打平江的一路，前面刚到长寿街与敌人打响，未经改造的四团便发生叛变，勾结反动军队前后夹击一团，一团也垮下来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了。我团退至文家市，才与一团会合。

部队被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受到了挫折。在最艰难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坚定、沉着地出现在部队面前。他讲话说，我们不要怕失败，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次长沙虽然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还要继续于。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革命进行下去！⋯⋯毛委员的话，坚强有力，驱散了同志们心头的阴影，再一次鼓舞了我们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毛委员在文家市收集了败退下来的部队，向南迟却，当通过卢溪时，又一次遭到敌人、的伏击，剩下不到千把人了。到达永新县三湾，毛委员就毅然决定改编部队，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整顿纪律。原来一个师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下设一、三两个营，没有第二营。毛委员同时宣布：凡不愿意留队者，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让他回到农村去工作。这样，留在革命部队的同志，便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毛洋东同忐的周围，在毛泽东同志胜不骄，败不馁，意志坚决，毅力顽强的伟大革命精神的感召和影响下，向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沿着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道路阔步迈进！

蛟龙，不能困在沙滩，必须进入大海，才能有所作为；猛虎，不能呆在平川，必须依靠高山密林，才能威震山峦。毛委员亲自率领着我们这支小小的红军队伍，进入了宁冈地界。几天后，毛委员率领我们离开宁冈的古城砻市，向湖南酃县之水口地方前进。

在水口，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发动群众，打土豪。毛委员对于我们这支小红军要找个立足之地，时时刻刻悬念在心。这时，他决定派游雪程、徐彦刚同志和我三个人，到袁文才的部队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他们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借此打下后方根据地的基础，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临离开部队时，我们去见毛委员。那是在一个祠堂里，神龛脚下铺着稻草，毛委员坐在地铺上，简单地向我们交代了几句：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文才）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不久，毛委员上了井冈山，原来，我们三人在水口离开部队以后，毛委员便率领团部及一、三两营向大汾移动，在大汾遭到反动地主武装——江西遂川县“靖卫团”团总肖家壁率领三四百条枪的袭击，因淬不及防，部队被

截做两股，毛委员率领团部及一营就上了井冈山。

毛委员率团部和一营在井冈山上整训休息，巩固部队，加强战斗力。同时趁机消灭小股的“靖卫团”，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给养问题。这时我们的心里都踏实了，觉得有了个家，军队可以养精蓄锐，进退自如了。

井冈山周围数百里，人烟稀少，土地不肥沃，粮食很缺乏。山上虽然有不少竹木山货可以换取粮食及生活用品，但为敌人封锁，贸易往来完全断绝，部队多了，不能在此久侍，这时茶陵恰好是座“空城”，没有敌人的正规军驻扎，只有当地“挨户团”团总罗定的几百人。（当时江西的反动地主武装叫做“靖卫团”，而湖南的反动地主武装则叫做“挨户团”。）我军奉毛委员命令，稍事休整后，瞅准一个机会，顺利地进占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浪潮。

秋收起义前后，毛委员由于长途跋涉，脚被草鞋磨坏，脚背上烂了一个洞，一直没有痊愈，不能够随军去茶陵，留在井冈山上一面养伤，一面研究创建革命根据地和领导革命战争问题。他对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刘辉霄做了许多工作；并向中共宁冈县委书记龙朝清以及被敌人赶到井冈山上来避难的中共永新县委刘珍、王怀等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把土、客籍的共产党员团结在一起；经过调查研究，他还指示了在一定条件许可下开展地方工作。毛委员利用一切空隙时间，阅读了很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书籍。我们连回到井冈山以后，毛委员经常深入到我们连队里，和战士们一起交谈。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都会腾云驾雾，上天入地，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我们领会毛委员的意思，是鼓励我们学习本事练好兵，积极壮大革命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总之，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已经在英明领袖的头脑中形成了。

待脚背上的创口略有好转，后方的工作又有了一定的安置，毛委员当即决定下山，赶上红军大队，抓住时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巩固和发展红色区域。

记得是 12 月的一天，毛委员亲自找我谈话，说他要下山到茶陵去赶大队，要我负责护送，能够和毛委员在一起，而且是到前方去，我的心情非常兴奋，当即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随毛委员出发了。第一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夜宿茶陵县境坑口圩。这里的农会已经成立，我们进村时，农民们正在开会，分土豪的东西。我们为了保密，加以经过一天的徒步行军，确实有些累了，没有过多地打听消息，便找地方住下来。

次日，估计当天可以赶到茶陵城，就决定让袁营氏派来护送毛委员的一班战士，回井冈山归队。当时我还有个打算，不愿意老呆在井冈山后方，想跟随毛委员回大部队工作，故将带来的一个班战士打发回井冈山，自己设法留下来了。我们一行八九人，紧赶慢赶，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就听得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重机枪和步枪声。我们摸不清情况，好在茶陵周围的群众都组织起来了，沿途有农民赤卫队放哨，我们一边询问情况，一边继续前进。不久，夜幕降临了。我们既没有夜间通信联络的信号，又下知道部队的口令，更不知道茶陵城打了一天仗，情况究竟有何变化，不好轻易乱闯。毛委员决定在茶陵东南五六里地的小村子里暂且住下，由赤卫队派人到城边去打听消息，探明情况。

吃过晚饭，我们准备休息了。毛委员对大家说，赤卫队派人去城边打听消息，还没有回来，他们虽然在村子周围放了哨，我们还是不能疏忽大意，我们几个人最好轮流放哨。大家立刻商议轮流放哨的次序和时间，毛委员把他和我两个人安排在下半夜到拂晓这段时间，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夜已深沉。枪声逐渐稀落、疏远。战斗的结果怎样呢？这个问题一直回

旋在我的脑际。根据傍晚传来的激烈的枪声判断，敌人不会是“挨户团”团总罗定的队伍，他们是没有重机枪的，也许是茶陵的土豪劣绅搬来了敌人的正规军，向我们进攻。当然，茶陵城内我军的力量也大大增强了，一营驻守近一个月，打过两次胜仗，既熟悉了地形，又获得了战斗经验。现在生力军第三营赶来会合，武器弹药都有了相当的补充，再加上工农革命群众的支持，必然会使敌人大吃苦头。

这时，几名到城边打听消息的赤卫队员回来说：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被拆掉了。再问他们别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浮桥是被谁拆的呢）这更加使我感到迷惑了。莫不是我们部队自己拆的？这似乎不大可能，从茶陵城到井冈山，东门浮桥是必经之路，为什么把它拆了呢，难道他们竟连退路都不要了吗？是想死守茶陵城呢，还是另有打算？这很使人怀疑。如果是敌人拆掉了浮桥，为什么赤卫队员们在东门外没有看到敌人？⋯⋯忽然，我的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万一在我们住的村子附近发现敌情，怎么办呢，我们八九人，我和毛委员的警卫员各有一条驳壳枪，另一个同志有条马枪，统共只有三条枪呀！遇到敌人怎么招架，怎样才能保证毛委员的安全？我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我看看正在值班的毛委员，他神色泰然，默默地吸着烟，似乎在思考问题、判断情况。

天将拂晓，我们盼望已久的赤卫队队长才返回村里，报告说：我军已由茶陵城向南撤退了；而敌人则尚未进城。听到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我们的部队不向东——不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反而向南——向酃县水口方向撤退，这是什么道理？毛委员胸有成竹，决定马上向南去追赶部队。早饭也来下及吃了，我们在群众的帮助下，临时把放在岸上的小船推入水中，渡过河去。登上岸滩，毛委员便催促我们，沿着茶陵通往水口的大路急匆匆奔南而行。途中，遇到 3 个掉队的伤员，他们一看到毛委员，真是见到了亲人，急忙说：“毛委员，我带了花，走不得了。”毛委员一面亲切地安慰了他们。一面将自己用的担架让给伤兵坐。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向茶陵县城进攻的敌人果然是国民党的正规军——第八军独立团的部队。我军是在夜间开始撤退的⋯⋯

我们紧紧跟随着毛委员，急行军奔波了 30 多里路。大家的肚子实在饿

了，加上收容了 3 个伤病员，要找民夫和担架，于是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一面找民夫，绑担架，一面草草搞了点饭吃。毛委员在忙迫中间我：“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我回答说：“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面走。”说罢，我就要毛委员的警卫员到村头去放哨，监视来路有无情况。

经过一阵短促而又紧张的忙乱，总算绑好了 3 副担架。民夫们抬上 3 个

伤病员，一行 10 余人继续向水口前进了。谁曾想到，毛委员和我们竟变成了我军撤退的最后“收容队”和“掩护队”了。

我们赶到水口，天己黄昏。部队正在休息。当晚，毛委员就召集各负责同志开会，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毛泽潭同志和我在另一个屋子里，只听到

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具体内容就不大清楚了，紧接着，毛委员下令部队向后转，折回井冈山，向着宁冈县的砻市开拔。

三营从桂东来到茶陵，刚刚和一营会合，就碰上这样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一夜，伤亡较大。部队十分疲惫，极需补充、休息，总结经验教训。毛委员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路，一边行军一边休息。从一开始出发，毛委员就亲自下到连队里了解情况，分别和连上的干部们谈话，边走边谈，在一个连队里谈完了，又转到另一个连队的行军行列里。毛委员这种灵活及时、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使我们深深受到感动。到达宿营地，战士们休息了，毛委员又召集各负责同志继续开会。深夜，散会以后，毛委员把我找去，交给我一封信，要我连夜取捷径走小路赶回砻市，把信交给住在那里的中共永新县委的同志，要他们回去预先准备一下，以便部队到永新一带去活动。

我到砻市不久，毛委员带领部队回来了。第二天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总结了经验教训，宣布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同志任前委书记。从此党、军队和地方组织取得了统一的行动。

直到这时，我们才算把事情的真象弄清楚了。原来，部队退出茶陵城，不回井冈山而去水门，是由于团长成皓和他的副团长、参谋长等人的叛变阴谋。他们对革命悲观失望，贪生怕死，利用茶陵一战对我军，利的情况而进行叛变。成皓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因此成皓企图把部队拖主投降方鼎英的国民党十三军。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毛委员下了井冈山，及时赶上部队，揭芽了成皓等人叛变革命的阴谋，把部队带回井冈山附近。从水口到砻市所召开的一系列会以，正是毛委员团结同志们向叛徒进行坚决的斗争。毛委员根据党的决定，随即将成皓等人撤职，任命原三营营长张子清同志为团长，朱三卿同志为参谋长。

这样，新生的幼年红军所遭遇到的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被毛泽东同志挽救了。

（摘自陈伯钧：《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见《红旗飘飘》第 14 集，第 8—18 页。作者当时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帅三团排长、教导队副队长；1955 年被授了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