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波的升起

1930 年 12 月 30 日的龙岗战役，红军全歼了同民党第十八帅两个旅和一

个帅部共 9000 余人，并活捉了师长张辉瓒。那时，我（刘寅——编者注）因失学，经朋友介绍，临时在国民党交通兵团派往该师的无线电第五分队里“借读”，时间才只两个半月，白军的军衣还未穿上，就随着该师的覆灭，幸运地当上了光荣的红军。

龙岗战斗那一天，我和王诤同志（当时他是电台的报务员，也是我的老师）一直在一起。战斗结束后，我们一同到了红三军政治部。没有料到，红军指战员是那样和蔼地对待我们。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亲自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向我们讲解了红军对待白军的政策，并让我们和红军战士同吃同住，共同欢度了胜利的除夕。

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虽已取得了全胜，但追歼谭道源部的战斗仍在继续，红军总司令部的忙碌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样紧张的战斗时刻，1931 年 1 月 3 日下午，我们在一个祠堂里幸运地见到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

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门卫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我们进到祠堂里面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张摆着地图的方桌周围谈问题。他们看过介绍信之后，都含笑向我们表示欢迎。

毛泽东同志首先转向我们，和蔼而热情他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问了一下我们的经历后，又接着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但过去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革命武装，你们的技术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虽然毛泽东同志是那样平易近人，但我们总还免不了有些局促，不知道答复一些什么好，只是感激地点着头。

朱德同志说道：“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从白军中陆续地来。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当时我们虽然不能理解这些话的全部意义，但我们都一致表示：要尽我们的力量做好工作。接着他又鼓励我们说：“不要看目前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全世界都是革命人民的！”

两位领导同志这样亲切、坦率和充满革命胜利信心的话，以及对我们表示的信赖，使我们内心非常激动，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

毛委员、朱总司令的预见很快就变为现实。

红军原先是没有电台的。但它的诞生却快得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距我们参加红军还不到十天呢！

在消灭张辉瓒部的战斗中，因为红军战士还不懂无线电机器的用场，把发报机砸毁了。事情反映到毛总政委那里，他立即发出了指示：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新的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这个指示立即发生了效果。当时，追歼谭道源部的半个师，谭道源本人和电台人员都跑了，但派归他使用的交通兵团无线电第六分队的机器却较完整地被我们缴获了。因为张辉瓒和谭道源的两个电台同属国民党交通兵团， 机器的程式相似，零件和备件是通用的，所以，我们很快就凑成一部完整的电台了。

加上前一次的缴获，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半电台的机器装备（一部发信机、两部收信机和两套电源）。虽然还不能在红军中建立无线电通信，我们却利用收信机，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供毛总政委、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参考。白军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中会有无线电台，他们在无线电通信中毫无顾忌地无所不谈，每到一个新的驻地，就要互相询问驻地。

白军在出发前，电台还经常拍发： “请将电报发得更快些，我台奉命要立即出发。” “请即停止联络，我们立即出发，×小时后再见。”

敌军的空中通信为我们及时地提供了敌军移动和驻址的军事情况，红军作战部门从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个时候的无线电通信兵实际上起着技术侦察兵的作用。

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电台。紧接着，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队。无线电队从各军选调了十几名优秀的青少年战士办起了训练班，培养报务员。毛委员曾亲自到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政治课。

训练班的同学们，既是学员，又是工作人员。部队宿营时，他们协助技术人员工作，行军时他们做宣传鼓动工作，还常常为生病掉队的监护员背枪， 背包袱，个子大的还替运输员抬蓄电池和挑机器。

学习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有时行军小憩的时间也被充分利用。老百姓家里的堂屋、天井和路旁的大树下都是我们的课堂；门板、床板、砖头、石块就是我们的桌椅。一只电码练习器和一只手键成了我们的主要教具，每个人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于电他没有电了，打上眼用竹筒装上食盐水泡着使用；没有教材，大家一句一句、一节一节地拼凑。懂得的就教，需要的就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党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政治坚定、技术比较熟练的无线电通信骨干。后来，无线电训练班又发展成为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最多时有 1000 余人，包括无线、有线、司号、旗语各类人员。还组建了一个通信材料厂，修理和制造当时急需的一些通信器材的零件和配件。

说起战胜困难，朱总司令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他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和自己打的草鞋，同大家一样吃糙米饭、南瓜汤，一起摸田螺来改善伙食。他生活在红军战士当中，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他按照毛委员的战略战术思想指挥红军作战，英勇沉着，临危不惧。后来我（刘寅——编者注）曾听到毛主席多次这样称赞：朱老总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他面前是没有困难的。我们在和朱总司令的接触中，他那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藐视困难的豪迈气概，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时期，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 红军总司令部甘之如饴，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红军只凭这一部半电台，还不可能建立两地之间的无线电通信。我们的工作，除了每天抄收伪中央社的新闻电讯外，主要是收听和判断敌军无线电台的行止，以帮助总部了解敌军动向。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遭到惨败之后，贼心不死，于 1931 年 2 月命令何应钦率领 20 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向我进行第二次“围剿”。按照毛主席精心设计的粉碎敌人这次“围剿”的打法，我军决定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红军集结于离富田约 40 里的东固地区，等待敌人脱离它在富田的巩固阵地后，即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毛委员、朱总司令要求我们电台人员高度集中精力，侦听敌人的行踪。我们跟随总部移驻东固拗上，20 多大中， 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捕捉耳机中出现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5 月 15 日黄昏， 我们终于截获到公秉藩师部电台与该师设在吉安留守处的电台的通报，愚蠢的敌人照例用明码交谈。师部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哪里去？”师部台回答：“东固。”这就是说，毒蛇要出洞了。我们立即把这份情报送到总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看了这份情报很高兴，总部立即进行临战前的紧张准备。各军按部署往敌人方向运动。16 日，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打响了。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跟随总部指挥所把收报机安设在白云山山腰。下午，听到白云山下公秉藩师部电台连续拍发“SOS”这一紧急求救的呼号。一会儿，王金钰师部电台也发出这一呼号。这说明仗打得差不多了。首战结束，公秉藩师全部和王金钰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我歼灭。

在党的关怀和抚育下，无线电通信这枝幼苗茁壮成长。不到一年的时间， 随着红军的胜利，红军各军团都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红线紧密地联在一起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所说的：红军有了无线电通信，使红军从内线转到外线作战，就更加灵活了，部队就更能撒得开，收得拢了。这年 6 月， 我们跟随朱总司令在福建建宁休整。在这里，红军组建了无线电总队。伍云甫同志任政委，王铮任总队长。总队之下，除有一部侦察台外，共组建了五个无线电分队，保障了总部同各军、军团以及后方的无线电通信，为以后胜

利地粉碎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围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于我们缴获到了公秉藩师部的那部功率为 100 瓦的电台，1931 年秋天，江西苏区中央局得以同上海党中央沟通了无线电通信。

（摘编自王铮：《殷切的期望，难忘的教诲》和刘寅《阳光雨露育新枝——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回忆片断》； 见《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人民邮电出版社 1982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