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方式”的实现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从北平回绥远不久，旧历年来临。除夕前，绥东人民解放军的前线部队同绥远前线部队，在归绥以东 60 里的陶卜齐车站地区发生冲突。绥远局势顿呈紧张。我立即电告傅作义先生，经傅和华北局联系，转达了毛主席的“双方部队停止战斗，绥远问题和平解决”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绥东前线部队于 1949 年 1 月 31 日停止向绥远军队的进攻，2 月 11 日又将主力部队撤至卓资山一线。于是绥远局势便趋平静。

2 月 22 日，傅作义先生偕邓宝珊先生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晋见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傅先生进行了重要和恳切的谈话。当傅先生问毛主席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主席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 傅又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又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主席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作过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方式是英明、正确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平津前线司令部各首长于 3 月间在北京饭店宴请傅先生时，经贺龙将军提出商定了谈判绥远和平解放的双方代表：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二同志；绥远方面傅先生派周北峰、阎又文二人。3 月 23 日，双方代表在北京饭店开始进行第一次商谈。先就划定绥蒙姚结部队与绥远部队停火线问题进行商谈。周、阎来电，让我提了划定停火线的意见，往返几次才定下划线问题。尔后，就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双方贸易往来、双方货币兑换、华北局指派联络办事处进驻归绥等问题又进行了反复商谈。于 6 月 8 日在西交民巷银行俱乐部，双方代表举行了签字仪式。

绥远问题的和平协议签字后，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先生。接见时在座的有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陶铸同志。被接见的还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毛主席说：“你们商谈的条款我已看了，就按那样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

毛主席批准了《绥远和平协议》，于 6 月 8 日正式生效。7 月间，南京政府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上叔铭，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事前他

们打来电报，让我和孙兰峰、刘万春在包头等候，派小飞机来包头接我们到陕坝见面。我心想这是南京方面在日暮途穷的情况下，作最后的挣扎罢了。他们来也好，我当然也有我的主意，正好要他们给补给。原来叫我到南京、广州去，见了面才解决补给问题，我坚决不去，现在他们来了，见了面了，他们解决不解决？见面后，徐、王仍是劝我们把部队西撤，甚至荒诞他说： “将来撤至缅甸才是英雄，就是最大胜利。”我回答说：“北平解放同绥远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停止了绥远部队的一切补给呢？这不是要困死、困散我们么？我们部队是吃过苦的，想困死、困散我们是妄想。”徐一听马上说： “这是误会！”我说：“要我们部队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因为部队的士兵、下级军官多半是绥远当地人，总得安安家吧！”徐永昌当即答应说：“我们回去后研究你们部队的补给吧！但是你们的部队要向西撤。”后来，徐、王又同孙兰峰、刘万春和我分别作了个别谈话。同我谈话，我只能不即不离的虚与委蛇。他们同孙、刘的谈话，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猜得出，不外是收买、分化等一类鬼名堂。

我为了防止那些不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人听从徐、王的指使，带部队西逃，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徐、王的劝说，以尽快得到补给，我命令张世珍的独七师向西开到河套去。这个师忠诚、可信、可靠，实力较强，装备也好。我秘密命令张世珍师长说：“我们的敌人已不在东边，而是在西边了。你师进驻河套后，坚守乌不浪口和西山嘴。没有我的命令，擅自向西逃窜者，一律予以阻击解决。”我这样做，对南京政府也确实起了迷惑作用。他们认为我已开始将队伍西撤，居然补发了欠饷，拨来黄金 1900 两。我接到电拨黄金后，心里十分明白，这是收买我。我当即电告傅先生，傅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绥远和平协议》在北平签字后，华北人民政府依据《协议》，责成绥远省委抽调人员在丰镇组成了联络处。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的组成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何树声、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 20 余人。潘纪文同志任联络处处长，鲁志浩同志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银行工作组、铁路工作组。

中共联络处的人员进驻归绥后，随即开展了工作。当人们看到街上出现了穿灰色制服的共产党干部，说明绥远解放指日可待，莫不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同时，也说明我们的起义已经完全明朗化，进入成熟阶段了。可是特务们感到朝不保夕，己面临未日，对联络处的工作十分仇视，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顿起杀机。7 月下旬的一天，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几位同志从旧城回车站时，事先埋伏在“纯一善社”的暴徒突然投掷手榴弹，将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炸伤，当即送省立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立即亲自到联络处驻地表示慰问和致歉。潘纪文同志认为工作人员的生命没有安全保障，难以进行工作，要把联络处全部撤走。我对特务的罪行十分气愤，对和平前途十分焦虑，我当即电报傅先生转

报中共中央。毛主席接见了傅先生，转来指示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仍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 毛主席还说：“绥远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军政委员会主席⋯⋯”我收到傅先生转来的毛主席的指示后，焦虑的心情才平息下来，并深切体会到毛主席的伟大。

绥远起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工作和斗争，到 8 月下旬，起义的条件基本成熟，但还有一些事宜尚未料理稳妥。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绥远起义的进展情况。傅先生向毛主席汇报了绥远的情况后，毛主席委托傅先生和邓宝珊等人，携带大批现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推进绥远起义。毛主席的这一重大决策曾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做是“放虎归山”。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缓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

月 28 日，傅先生从北平前门火车站乘专列出发来绥。9 月 10 日，我随傅先生进驻包头，一面说服打通军政干部的思想，一面同各种反起义势力作斗争，同时着手拟写绥远起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通电稿。9 月 15 日，傅先生着他的秘书阎又文拟写的初稿完成。

晚上 10 点钟，我到皮革厂，阎秘书将电稿交我看，我看后觉得电稿没有充分表达出我们起义的意义。当时我也没说什么，把稿子装在衣兜里，返回包头银行，找我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研究改写电稿。李说：“有事吗？” 我说：“阎又文写了个通电稿，大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光骂管什么事？”李说：“那就研究另写吧。”我说：“我们起义跟共产党走，和共产党共事，要讲明我们的历史和立场。我们多年抗日，牺牲了多少人，受尽艰难困苦，目的是什么？为的是国家、人民，在这方面我们和共产党是一致的，必须把这点讲明白，这是大义所在。”第二天，我和李吃过早点，坐车来到皮革厂，到西楼上李世杰、张濯清、王克俊住的房子，我向他们说：“昨天夜里又文给我的通电稿子我看了；觉得不太合适，我想让忠孚另写一写。” 李世杰等连声说：“好！好！让忠孚再写写吧。”我说：“要把我们多年来的抗日，如长城战役、百灵庙战役、五原战役⋯⋯奋斗牺牲，艰难困苦的情况写出来，表明我们为国家为人民的立场⋯⋯”于是李执笔另拟，将近 12 点，电稿拟成。这天中午邓宝珊先生宴请徐永昌，邀我们参加起义的将领和李世杰等作陪。我对李忠孚说：“我们赴宴去了，你把稿子交又文送总司令审阅。”我们就走了。李把稿子交阎送傅先生审阅，傅同意了。阎、李把稿子各分一半，迅速誊清，以便速送电台发往北平呈毛主席核阅。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通电稿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北平回电，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在电稿上写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我们特用虎皮宣纸将电文缮好，准备签字后发出。

月 19 日上午，是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我们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部驻包头附近的第二十二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

当天下午，我们在祖国北部边疆重镇一一包头，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发出起义通电。

月 20 日下午，我正在省府机关处理公务时，接到了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复电。复电原文是：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

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朱德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与此同时，我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的复电。起义之后，一切旧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还没有改变，解放军也没有进驻绥

远。下一步怎么办？我心中急切盼望中共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快些来归绥，以便早日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部队解放军化，地方解放区化。

用初，我给傅先生打电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傅先生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提出今后绥远的团结改造方针应遵循四个原则，三个步骤。这四个原则是：坚持团结，肃清特务，整顿纪律，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恢复交通，包括通商、通邮和人民的来往；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工作。毛主席十分赞同。

10 月 24 日晚，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见了在北京参加华北局会议的绥远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克林、省军区司令员姚喆、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周玉等同志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先生。毛主席就绥远今后和平合作问题和他们作了长时间谈话，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之后，傅先生即打电报向我传达了毛主席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毛主席说：“绥远问题谈了大半年，现在实现了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正规军、地方军也包括在内。省政府与省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两条线一个头。”

在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上，任命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为副主席；刘万春、张钦、荣祥、袁庆荣、安春山、王克俊、阎又文、于存频、张灌清、姚喆、杨植霖、苏谦益、裴周玉、潘纪文、奎壁、杨叶澎等 16 人为委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奎壁、孙兰峰为副主席，周北峰、李居义、李世杰、秦丰川、胡凤山、张立范、常佩三、张淑良、杨令德、辛崇叶、康保安、张国林、苏谦益、张如岗、张庆忠、王建功、阮慕韩、李维中、靳崇智、刘秀梅、武达平、杨叶澎等 22 人为委员。12 月 13 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任命了绥远省军区的负责人。任命傅作义为司令员，薄一波兼政治委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喆、孙兰峰为副司令员，高克林、杨叶澎、王克俊为副政治委员，裴周玉为政治部主任，雷宜之、阎又文为副主任。

12 月中旬的归绥市，已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很少有人

上街。 12 月 17 日上午，绥远省委、省军区的领导同志，从丰镇出发来归绥市。

绥东来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为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疏通关系，建立友谊，于 19 日下午 2 时，在联谊社设茶话会，与驻归绥市军政委员会和省人民

政府各领导，蒙、回各族代表及知名人士联欢。我和孙兰峰等 70 余人应邀到

会。高克林同志在热烈掌声中首先致词，说明了茶话会的意义，是互相认识，以便在今后工作中亲密团结。号召大家警惕蒋、阎匪帮特务钻空子进行破坏。姚喆、杨植霖、苏谦益等相继发言。我在茶话会上着重讲了起义后 3 个月里所做的几件工作。孙兰峰在发言中生动叙述了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时见到毛主席的情景，他说：“九一九起义后，我赶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毛主席对我说：‘特别邀请你参加政协会议。’毛主席的话使我感动得从头热到脚心，掉下了热泪。在当晚的欢宴会上，各首长对我的亲密和关怀，使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毛主席又走到我的桌边说：‘今天特别欢迎你，我们两个干一杯。’毛主席的两句话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茶话会上充满团结亲密和愉快的气氛，使我激动不已。在茶话会临结束前，我这个年届半百的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兴奋地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我们要做毛主席的忠实干部！”“我们要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伟大政策！”“绥远各民族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历时 3 小时的茶话会，愉快和热烈温暖的气氛，使我忘掉了室外还是冬天，忘掉了街上已经是华灯初上了。

在绥远广大人民、起义部队向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进程中，我和高克林同志奉中央、华北局电令，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主席。毛主席和我的谈话，至今不忘。

我曾在起义前从归绥来北平见傅先生。这次到京，是绥远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和高克林同志 3 月底乘火车离开归绥，火车到北京站时，傅先生和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傅先生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 19 号他原来的住宅里。住宅为一幢三层楼房，房间布置得朴素大方，宽敞明亮。院子里，藤萝满架，花香四溢。

在北京，我和高克林同志首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还设宴招待我们。他们听了汇报之后，即要我们准备向政务院汇报。我和高克林同志商议了汇报内容，让随我到京的白震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以及曾士先 3 人起草报告。报告草拟好后，我和高克林同志又做了详

细修改，并誊清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4 月 13 日夜 11 点半，周总理将修改稿送回。

14 日上午 8 时，傅先生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我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我介绍给与会人员。我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内容大致为：关于政权改造；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生产工作；税收、公债及财经统一工作；民族政策等 6 个方面的工作。并对绥远省粮食外运，开采矿产等问题，向政务院提出：把京绥铁路延长到西山嘴或陕坝；修理从包头到鄂托克旗公路等建议，以调节内地粮食不足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报告结束前，我十分激动地说了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他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

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得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觉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我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4 月 17 日，新华社将我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 4 月 18 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当时，我看到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激动得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悔之莫及！

1950 年 4 月 8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我。在座的有周总理，宋

庆龄、张澜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傅作义先生。下午 6 点钟，毛主席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我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 月 27 日晚，我和傅先生、高克林同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7 时，我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我向毛主席恭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随即把我和高克林同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他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我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着傅先生对我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主席这时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答：“不是。” 他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讲到这里，毛主席问我，“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他说： “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 3 个小时。我听着毛主席的训示几乎入了迷，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傅先生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宜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我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告辞，直送到门口。我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幸福！回到小酱房 19 号住处，已 11 点多了，我兴奋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他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太感

人了！听了他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听了毛主席的训示后，联系思想进行了检查。由于我对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新制度、新作风，尤其是民主作风了解不足，在起义后总认为军队仍是我带，行政仍是我负责。而原指挥所与军区合并后，觉得军队的一切联系不上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绝大多数公文看不到了，不知道这是分工负责制，反认为军队是革命武装，我若经常过问，恐惹起对我的怀疑，自卑地把自己置于主人翁之外。故从 1 月份以后，军队的事过问不多，行政的事看到多少说多少，忘记省军区副司令员和省人民政府主席的职责。毛主席和我谈话之后，我觉得仍以旧思想、旧意识看待新事物，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殷切希望，确实不够开诚布公，不够心口如一，应该对本职工作积极大胆地负起责任来，该说就说，不容旁贷。尤其是在北京看到各方面秩序良好，处处显示新气象，与旧社会截然不同，使我异常激动，对新中国的未来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做好一切工作。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后，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

（选摘自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4—345 页。作者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绥远起义后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军区副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