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苏北纵贯南北

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它是一个有 2000 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寇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寇，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是党中央早就确定了的方针。 1938 年春，党中央、

毛泽东同志对江南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有过明确的指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是茅山山脉。”5 月 4 日又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这个任务的提出，是对蒋介石的险恶意图作了充分的估计的。自主力红军长征，蒋介石便想彻底消灭我坚持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但是未能得逞；抗日战争开始，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将我坚持南方 8 省 15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但又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将计就计的方针，要求各部迅速深入敌后。因为我军一经开到敌后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如鱼入水，蒋介石将无以售其奸。

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我新四军江南部队于 193s 年 4 月在皖南钦县岩寺集中后，即派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挺进，接着，第一、第二支队于六七月间挺进到苏南敌后。约两个月，便取得了韦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小丹阳、永安桥、江宁、当涂、禄口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与新四军皖南、江北部队的英勇抗敌行动遥相呼应。

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向他做工作，说明“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接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的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但项英同志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仍然顾虑重重。当时，苏南敌后空隙很大，群众在日寇蹂躏下，迫切盼望抗日领导力量的到来，是我军获得大发展的好时机。项英同志却把过多的力量，其中包括经过战争锻炼的许多骨干力量和大批知识青年留在皖南。后来还把已在苏南敌后取得了一定作战经验，并初步改善了装备的主力部队第一团、第三团先后调回皖南，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军在敌后的迅速发展。

1939 年 2 月下旬，周恩来同志亲自到皖南来对项英同志做工作，同他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此后项英同志派了一些干部到苏南、江北加强敌后工作，但他常常屈服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压力而不断动摇。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划定我第一、第二支队的防区非常狭窄。如第二支队的防区，被划在南京、天王寺、秣陵关这个三角地带，最长距离不过 30 公里。为了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我们不断冲破蒋介石的束缚，打到防区之外。向南打到高淳、郎溪，西南打到芜湖，东北打到镇江、金坛一带。“抗日有罪”，每次打击日寇的行动，都遭到顾祝同的追查、警告。项英同志不仅不敢理直气壮地予对方以反击，反而责难我们“破坏统一战线”。1939 年5 月，陈毅同志决定派叶飞同志率领第六团挺进到澄（江阴）锡（无锡）虞

（常熟）地区活动。项英同志得悉后十分恐惧，急电制止。那一天，陈毅同志把项英同志的来电交给叶飞同志着。电报中说了两点：澄锡虞是日寇控制的重要地区，交通便捷，部队去了会被消灭；那里不是国民党划定的防区，我们去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时，陈毅同志面色阴沉，一言不发地在室内来回走动。稍停，突然问道：“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

飞同志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陈毅同志严肃地拍着胸说：“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就是这样坚决地抵制项英同志的错误主张。

这时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茅山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我们就陆续派主力部队北渡长江。

1939 年初，派出第一支队第二团一部，协同管文蔚同志所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丹阳县游击纵队，积极向扬中和长江北岸发展，消灭了企图叛变的丹阳县游击纵队第二支队，加强了梅嘉生、韦永义两个支队，控制了扬中和江都所属的大桥一带江北沿岸阵地。这里的位置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个地区，使我军获得了向苏北发展的跳板。

月下旬，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请求我军协助其运送部分弹药过江，我们即派陶勇、卢胜同志率二支队第四团一部北渡长江，进入苏皖边区以后与梅嘉生部合编，命名为苏皖支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井向北发展，同新四军第五支队取得了联系。
月底，为加强苏北力量，又决定叶飞同志率江抗二路（原第六团）到达扬中，与已发展改编为江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的管文蔚部合编，然后渡江北上，向吴家桥周围地区发展，积极打击敌伪。

到此时为止，江南敌后我军已有数支主力部队到达苏北，控制了长江渡口，造成了我军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1939 年底和 1940 年初，抗日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日寇在对国民党加紧诱降的同时，集中主要兵力打击我党和敌后抗日军民，首先是华北敌后军民。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的诱降政策下，加紧推行“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后，将磨擦中心逐步由华北移向华中，以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从苏南、皖中、皖东、豫东和苏北等地大举向我进攻，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步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鉴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血的教训，及时地要求全党同志提高警觉，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力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并作出了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鉴于日寇大量增兵，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我方斗争日益艰苦，以及国民党可能的公开反共和投降，全国性突然事变可能到来，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乍、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上作了这样的部署：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由冀鲁豫分路哺下，会同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以及江南指挥部已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任务。

党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体现了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不仅在当时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对以后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于 1939

年 11 月进入华中敌后，在淮南路西与张云逸同志会合。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中原局经过前后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不同意见的讨论，着重分析了大别

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进一步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这样，发展苏北的任务便由关系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个局部上升到关系我党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的位置上来了。

江南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

1939 年 12 月 27 日，中央再次强调要“陈毅部抽调有力部队过江，发展

扬州以东。”1940 年 1 月 19 日，中央又指示：“陈毅同志应自江南向苏北发展。”

在此之前，陈毅曾多次和我（管文蔚）谈起北进的问题。他认为，在江南这块狭小地带内，河汊湖泊多，日寇据点多，封锁线多，大兵团行动回旋余地很小。加之顽固派冷欣沿着苏浙皖边区沿山一带重重设防，还有几个师驻在我军部附近，随时都有把我们前后方隔开分别吞噬的危险。北面又有大江拦住去路，逼得我们天天与敌人作战，天天拼消耗。久而久之，我们就可能被消灭。这是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

他问我：“在这种情况下，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说：“你过去不是说过北进吗？你欣赏过朱渊的北进意见，中央又早有指示，精神讲得一清二楚。我看，我们就秘密渡江北上。”

陈毅点了点头，说：“情况明摆着，可是有人反对这样做。我同他们已经争议过好多次，得不到解决。不管他，我们还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坚决北进。”

“新四军”北渡，做好苏北二李（指国民党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和副总指挥李长江，他们系受蒋介石嫡系韩德勤的排挤）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一环。丹北抗日武装搞起来后，二李的交际处长季恺即过江与我私下联系，我方韦永义、惠浴宇等同志即多次过江，做二李及其部属的工作，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接受北渡任务后，我们加强了与二李的直接联系。陈毅同志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曾由我、惠浴宇同志分别陪同，几次进泰州城和二李会晤，晓以抗日大义，阐明我党的政策，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事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和主要经验的报告，说“中央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因此转发“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这方面的统战策略，以“破除其陕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

1940 年 6 月，陈毅率部北渡长江，全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选编自《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04—212 页；《管文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318—320 页。粟裕时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副指挥；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管文蔚时任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兵；建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等职。）